2006年10月，北京医院病房里，王光美已经很难开口说话。她看着女儿刘亭亭，目光停留了很久，像是在等待一个郑重的回答。刘亭亭俯身靠近母亲，终于明白，她牵挂的不是家事，而是那项做了十年的“幸福工程”。
这份牵挂，并不是临终前突然出现的。上世纪90年代，许多贫困家庭生活在偏远山区，缺少收入，缺少医疗条件，孩子的教育也难以保障。贫困母亲既要操持家庭，又常常承担着偿还债务、照料老人和抚养子女的重担。
1994年，相关方面筹备“幸福工程——救助贫困母亲行动”，希望寻找一位有影响力、又愿意真正做事的人主持工作。时任有关部门负责人的彭佩云写信询问王光美的意见。那时的王光美已经74岁，身体也并不算好。
王光美过去谢绝过一些名义上的职务。她不喜欢只挂名、不办事，因此接到邀请后，并没有立即答应。几天后，她亲自打电话表示愿意参加，但提出了一个条件：不做空头负责人，要深入项目点，亲自了解贫困母亲的困难。
1995年1月，幸福工程组委会成立，王光美担任主任。同年2月，启动仪式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她没有把这件事说成高高在上的施舍，而是以普通母亲的身份发出呼吁，希望社会各界共同出力。
启动之初，筹集到的资金只有100多万元。钱不多，更不能随意使用。王光美参与确定了贵州普定、陕西大荔、甘肃礼县、安徽潜山等首批项目点，并坚持把资金直接用于贫困家庭能够承担的生产项目。
她很快发现，单纯给钱只能解燃眉之急，不能让家庭真正摆脱困境。于是，幸福工程采用小额借款的方式，帮助受助母亲发展种植、养殖等项目，待有了收入后再逐步归还，资金转而帮助下一户家庭。
这种办法带有明显的实践色彩。既不是简单救济，也不是把困难推回给受助者，而是让贫困母亲在获得帮助后拥有持续生产的机会。王光美还要求减少中间环节，尽量把资金和项目落实到具体家庭。
1995年秋天，她到陕西大荔县考察，冒雨走进贫困母亲王尚英家中。屋里老人盖着破旧被子，不停咳嗽。王光美没有停在门口听汇报，而是走到炕边替老人整理衣服，详细询问家里的病情、债务和收入。
王尚英的丈夫早年因病去世，家庭欠下债务，女儿也因贫困迟迟没有成家。王光美听完后安慰她：“别着急，日子会慢慢好起来。”这句话并不华丽，却让多年处在困顿中的母女感到，外面确实有人在惦记她们。
此后，王光美多次前往山区。她肺部一直有病，年纪也越来越大，却仍然把项目点的房屋、牲畜和收入情况记在心上。有一次听到陕北刮大风，她担心曾经走访过的农户房顶漏雨，竟一夜没有睡好。
她对工作人员的要求也很具体。每次听完汇报，她常问：“还有什么问题，需要我做什么？”这句话看似普通，却说明她并不满足于听成绩，更关心工作中的漏洞和受助者没有解决的难处。
为了筹集资金，王光美把个人财物也拿了出来。1996年，她将母亲留下的六件古瓷器送去拍卖，所得56.6万元全部捐给幸福工程。女儿刘亭亭舍不得外婆的遗物，私下拍下一件带回家。王光美得知后没有责怪，只说如果想留下，原本可以商量。
那次谈话中，王光美对女儿说：“感谢你支持我。”对她而言，捐出家中物品并不是为了树立形象，而是觉得手里的东西只要能够帮助贫困母亲，就有了更实际的用途。
她的工资也常常被捐出，家中暂时不用的被子、物品，同样会被送往需要的地方。刘亭亭曾因工作使用母亲的电话，按母亲要求登记费用并送来500美元。王光美没有把钱留下，而是交给工作人员，用于添置办公用品。
这些举动影响了许多人。有人捐出大笔积蓄，也有人只能拿出几元钱。王光美知道一名生活并不宽裕的老人捐出8元后，特意提醒工作人员，不能因为数目小就轻视这份心意。
2002年，81岁的王光美摔断大腿骨，行动受到很大限制。幸福工程成立十周年时，她坐着轮椅出席活动，已经难以长时间讲话，只能不断向身边人拱手致意。那是她较为重要的一次公开露面。
2005年，王光美因年事已高辞去组委会主任职务，但仍然关心项目进展。2006年，她住进北京医院后，听说自己写下的“布德行善，奉献爱心”手迹被拍出20万元，并用于幸福工程，仍挣扎着要求拿笔，表示自己还要继续写。
病情危重时，她已经无法清楚表达。刘亭亭走到床边，向母亲承诺会把幸福工程继续做下去。王光美听后，吃力地抱起双拳，向女儿作揖。刘亭亭紧紧抱住她，含泪说道：“妈妈，您别作揖，我承受不起。”
这个动作，不是长辈向晚辈行礼，而是一个老人对托付者的感谢，也是她把未竟之事交到女儿手中的郑重表示。2006年10月13日，刚过完85岁生日的王光美离开人世。此后，刘亭亭接过母亲留下的工作，继续参与幸福工程的筹资与项目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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