绍兴二年春，临安城的上空压着低沉的云。
病榻上的人已辨不清牛与蚁的区别——这是《世说新语》里形容病重神昏的典故，而此刻用它来描述临安一间租来的旧宅中躺着的妇人，再准确不过。
她瘦得脱了形，连翻身都要靠人。
守在她榻边的弟弟李迒已经开始准备后事，灰钉已具。
这一年的李清照四十九岁，距离那个与赵明诚赌书泼茶的归来堂时光，已经过去了整整二十年。
就在这样的昏沉里，有人推开了门。
来人叫张汝舟，右承奉郎、监诸军审计司，一个从九品的小官。
他带来了官文书，带来了温言软语，带来了一副可信的体面。
李迒年轻，信了。
病中的李清照神志不清，被人“强以同归”——这是她自己后来在《投翰林学士綦崇礼启》中的原话。
一桩持续不过百日的婚姻，就这样在病榻上被决定了。
但这个故事，要从更早的时候说起。
建炎三年八月十八日，赵明诚卒于建康。
据李清照在《金石录后序》中的记述，赵明诚临终前“取笔作诗，绝笔而终”。
她当时四十六岁，丈夫四十九岁。
此前数月，赵明诚因在江宁知府任上遭遇兵变时弃城而逃，已被罢官。
夫妇二人沿江而上，本打算到江西过隐居生活，不料行至池阳，赵明诚又接到湖州知州的任命，需赴建康觐见高宗。
六月十三日分别时，赵明诚“精神如虎，明亮的目光直向人射来”，李清照却在船上大喊：“假如听说城里局势紧急，怎么办呀？”
他竖起两根手指，远远地回答：“跟着大家走。
不得已时，先扔掉行李和衣服，再扔书册卷轴，再扔古器。
唯独宗器，一定要抱着，与身共存亡。”
这是他们在人间的最后一次对话。
赵明诚病逝后，李清照大病一场。
她独自守着夫妻二人积攒了二十余年的金石书画，在越州、台州、温州、衢州之间辗转流徙。
绍兴元年三月，她在越州借住钟氏宅第，一夜之间，盗贼凿墙而入，偷走了她随身携带的五箱书画。
她悬赏重金寻回，邻人钟复皓拿出十八轴求赏，她这才知道其余的被县令贱买而去。
多年收藏，至此散失殆尽。
正是在这样的境遇里，绍兴二年春，李清照来到了临安。
据美国汉学家艾朗诺在《才女之累——李清照及其接受史》中的考证，她此次改嫁“一定发生在她到达临安后不久，也许是该年三月或四月”。
张汝舟在适当的时机出现了。
他的身份——右承奉郎、监诸军审计司——在宋代官制中不过是个从八品或从九品的小官，但好歹是朝廷命官。
他带来的说辞是体面的，态度是殷勤的。
李清照在写给綦崇礼的信中回忆这段经历，用典极为沉重：“信彼如簧之说，惑兹似锦之言。
弟既可欺，持官文书来辄信。”
换句话说，她之所以答应这门婚事，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病中的自己几乎丧失了判断力，而弟弟李迒又被对方出示的官文书所迷惑。
张汝舟要的是什么，很快就清楚了。
婚后不久，张汝舟便发现李清照手中的文物远没有他想象的那么多，也没有他想象的那么值钱。
那些劫后余生的书画器物，在辗转逃亡中已被盗被劫，十不存一。
张汝舟的殷勤迅速转为失望，失望又转为暴怒。
李清照在信中写下的字句，至今读来令人心惊：“遂肆侵凌，日加殴击，可念刘伶之肋，难胜石勒之拳。”
她用的是两个典故。
刘伶是西晋名士，以嗜酒闻名，形容瘦弱；石勒是后赵开国皇帝，以勇武著称。
瘦弱的刘伶之肋，如何禁得住石勒的拳头？
这是她对张汝舟施暴的身体写照。
一个年近半百的妇人，在异乡的病痛与孤苦中，遇上的不是可以依靠的臂膀，而是一双掐向咽喉的手。
“你在说什么”——这是她婚后某个时刻听到的话。
或许是在她试图解释文物已经散失的时候，或许是在她拒绝交出某件器物的时候。
那双手掐住她的脖子，把她从病榻上拖起来。
她听见自己的声音在喉咙里被掐断，像一根被踩灭的灯芯。
李清照活了下来。
但她没有沉默。
宋代法律有一条几乎是不可逾越的屏障：《宋刑统》明文规定，“妻告夫罪，虽得实，徒两年。”
意思是，即便妻子告发丈夫的罪行属实，妻子本人也要被判两年徒刑。
这条法律的立法初衷是捍卫“亲亲得相首匿”的礼法原则，维护夫为妻纲的伦理秩序。
李清照知道这条法律。
她比任何人都清楚自己将要付出的代价。
但她同样知道，张汝舟有一个致命的把柄——他是靠欺骗朝廷才得到官职的。
宋朝有一种“特奏名”制度。
屡考不中的举子，若应考次数达到一定数额，可由朝廷赐予进士出身。
据《燕翼诒谋录》记载，这项制度从宋真宗景德二年开始确立，最初要求“五举以上”方可特奏名，后来标准时有调整。
张汝舟考不中进士，便在履历上虚报了自己参加科举考试的次数——“妄增举数入官”。
这是欺君之罪，是无可辩驳的私罪。
绍兴二年九月初一日，李清照走进了临安的官衙。
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五十八记下了这件事的最终结果：“右承奉郎、监诸军审计司张汝舟属吏，以汝舟妻李氏讼其妄增举数入官也。
其后有司当汝舟私罪徒，诏除名，柳州编管。”
十月己酉正式行遣。
张汝舟被除名，流放柳州。
李清照赢了官司。
但她也输了自由。
按照《宋刑统》的条文，她必须坐牢两年。
有司的判决是“当汝舟私罪徒”——徒罪，徒刑。
李清照同样被投进了牢狱。
九天。
她在狱中度过了九天。
这个数字被她自己写进了给綦崇礼的信里：“友凶横者十旬，盖非天降；居囹圄者九日，岂是人为！”
十旬，是一百天，是她与张汝舟从结婚到反目的全部时长。
九日，是她为自由付出的代价。
救她的人是綦崇礼。
时任翰林学士的綦崇礼是赵明诚的亲戚，他从中斡旋，使李清照得以在九天后出狱。
李清照出狱后写下《投翰林学士綦崇礼启》，这封信最早见于宋人赵彦卫的《云麓漫钞》第十四卷。
信中有一段极为精炼的总结：“视听才分，实难共处。
忍以桑榆之晚节，配兹驵侩之下才？
身既怀臭之可嫌，惟求脱去。”
“驵侩”是市侩、掮客之流。
李清照用这个词来称呼张汝舟，毫不留情。
她还写道：“彼素抱璧之将往，决欲杀之。”
——张汝舟本就是为了夺走她的文物而来，因为夺不到，便动了杀心。
这桩案子在当时的临安城引起了不小的震动。
绍兴二年，正是南宋朝廷初定、主战派与主和派在朝堂上相持不下之际。
一个年近半百的妇人，以妻告夫之身走进官衙，这在南宋人眼中是有违妇道的。
但她赢了。
张汝舟被除名编管，一个靠欺君罔上混入官场的人被清除出朝。
然而，李清照为这场胜利付出的代价远不止九天牢狱。
从南宋到明清，关于她改嫁一事的争议从未停歇。
南宋胡仔在《苕溪渔隐丛话》中首次提及此事，此后王灼、晁公武、洪适等同时代人都留下了记载。
到了明清时期，随着贞节观念的强化，李清照的再嫁几乎成了一个“污点”。
明代徐勃在《徐氏笔精》中率先为李清照辩诬，此后数百年的文人学者投入了极大的精力来论证李清照“未曾改嫁”，甚至将《投翰林学士綦崇礼启》斥为伪作。
艾朗诺在书中指出，明清时期“由主流文化所倡导的‘贞节’观念逐渐深入人心，寡妇再嫁不像宋代那样能够被容忍”。
一场为李清照雪耻辩诬的学术运动由此展开，宋代关于她再嫁的记录被当作谤辞。
但史料是清楚的。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是南宋人李心传所撰，其史料价值在宋史研究中首屈一指。
李清照本人的《投翰林学士綦崇礼启》是最直接的物证。
綦崇礼是赵明诚的亲戚，这封信写给出狱后救助自己的人，没有任何理由虚构自己被“骗婚”的经历。
那些试图“保护”李清照的人，恰恰没有读懂她。
她在信的末尾写道：“抵雀捐金，利当安往；将头碎璧，失固可知。”
用黄金去砸麻雀，黄金损失了，麻雀未必打得中；用头去撞碎玉璧，头碎了，玉璧也未必保得住。
但她还是撞了。
一个年近半百的妇人，在国破家亡、文物散尽、病入膏肓的时候，被人用一纸官文书骗入婚姻，又在婚姻中遭受拳脚与掐颈。
她本可以忍。
九日牢狱之后，她本可以沉默，让时间把这件事抹去。
但她没有。
绍兴二年那个阴沉的春日，临安旧宅中的病妇被人推开了门。
她当时不知道来的是谁。
她后来知道了。
然后她做了她唯一能做的事——用一纸讼状，把那个掐住她脖子的手，从自己的咽喉上掰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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