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建安十八年（213年），曹操把魏王都城定在邺城。那时的邺，不只是一个县名，更是冀州政治、军事和文化的中心。可谁能想到，历经曹魏、后赵、前燕、东魏、北齐等政权之后，这座名城最终会因漳河改道、城池毁坏而逐渐退出历史。
邯郸一带的古县，正是在这样的变迁中不断出现、撤并和改名。县名消失了，旧城未必消失；治所迁走了，地名也未必立刻断绝。翻开地方沿革，往往一条河、一座城，便能牵出两千多年的政区变化。
邺县的经历最能说明问题。战国时期魏国设置邺县，治所在今临漳县西南邺镇一带。西汉时，这里成为魏郡治所；东汉末年，又先后成为冀州、相州的治所。建安时期，曹操经营邺城，铜雀台、金虎台等遗迹，使它成为北方最受关注的城邑之一。
北周大象二年（580年），邺城毁于战乱，治所迁往安阳一带，原地改设灵芝县。隋开皇十年（590年），灵芝县又改回邺县。名称似乎恢复了，城市地位却没有完全回来。北宋熙宁五年（1072年），邺县被并入临漳县，延续千年的县名由此退出正式建制。
有意思的是，近代还出现过一次短暂的“复活”。1947年，晋冀鲁豫革命根据地曾以临漳县漳河以南及安阳县部分地区复置邺县，县治设在辛店集。1952年后划属河南省，治所迁至白壁集；1954年，这个新设的邺县又并入安阳县。一个古老县名，前后经历了兴起、消亡和短暂复置。
与邺县相比，武始县消失得更早。西汉元朔三年（前126年），汉武帝封赵敬肃王之子刘昌于此，设置武始县，治所在今邯郸市西南一带。到了东汉，这个县便被撤销。算下来，它在两千年前就已从地方行政版图中隐去。
易阳县则留下了更清晰的地理线索。西汉设置易阳县，治所在今永年区临洺关东南，名称取“在易水之阳”之意。东汉永平七年（64年），史书还记载当地发生“地裂”。北魏初年，易阳县一度被撤，后来重新设置并迁治今永年一带。
隋开皇六年（586年），易阳县改为邯郸县。四年后，邯郸县治所又迁往陟乡城，同时在原易阳县地另设临洺县。今天人们熟悉的邯郸地名，正是在这些反复调整中逐步固定下来，并非自古以来治所始终未变。
永年一带的广年县，也经历了类似过程。西汉置广年县，西晋永嘉年间以后废止，北魏太和二十年（496年）复置。北齐时，县治迁到曲梁城，也就是今天永年区广府镇一带。隋仁寿元年（601年），为避隋炀帝杨广名讳，广年县改称永年县，这个名称延续至今。
邱县、曲周一带同样留下了许多旧县痕迹。南曲县西汉设置，东汉便被撤销；平恩县始置于西汉宣帝地节三年（前67年），起初是平恩侯国，后来改为县，金代又降为镇。曲安县为北魏时期从平恩县分出，北齐时并入斥漳县，存在时间并不算长。
斥漳县的名称变化，则与水系密切相关。西汉置县时，因当地土地盐碱，又有漳水经过，得名斥章；西晋以后，“章”逐渐写作“漳”。北魏太平真君三年（442年）撤销，太和二十年（496年）恢复，北齐又并入平恩县。县名几经起落，背后其实是河流、盐碱地和区域治理的共同作用。
成安附近的斥丘县也有类似情况。西汉设置时，因土地多盐碱，称为斥丘。东汉末年，袁绍曾屯兵斥丘，说明这里一度具有军事价值。东魏初年县制被废，唐天祐二年（905年）又曾复置，五代时期重新改回成安县。一个县名，两次消失，最终仍让位于更稳定的成安。
大名一带的元城县，存在时间则长得多。西汉置县，北齐时撤销，隋开皇六年（586年）复置。唐代曾数次迁治、改名，五代后晋恢复元城县旧名。北宋时，它成为大名府治；元代一度并入大名县，随后又恢复。直到1913年，元城县才正式并入大名县。
此外，清渊县、洺水县、清漳县、临洺县、洹水县等，也都曾在邯郸南部和东部留下过县治。清渊县西汉设置，唐初撤废；洺水县隋开皇六年（586年）置，唐会昌三年（843年）并入曲周；洹水县北周建德六年（577年）设置，北宋熙宁六年（1073年）降为镇。
这些旧县的消失，并不只是一次简单的行政命令。漳河、洺河、滏水不断改道，战争使城池受损，人口和交通中心也会转移。县治若失去水陆通道，或与邻县距离过近，撤并便容易发生。相反，若地处交通要冲，即使县名一度撤销，也可能在新的政治格局下重新出现。
所以，邯郸地区那些消失的古县，时间跨度并不相同：武始县早在东汉便已不存，邺县经历两千年兴衰，元城县直到1913年才并入大名县。旧县名沉入史书，留下的却是城址、河流和地名。它们共同拼出了邯郸地方建制不断调整的真实轨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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