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百两黄金，换蒋介石一颗人头。
一九六一年十月二十六日，一个从东京飞来的台湾人住进台北白龙宾馆。登记名写着郑松焘，身份说是记者，箱子里没有枪，嘴上却已经把价码开好了。
这单买卖，背后的人是廖文毅。
廖文毅原本不是拿刀枪的人。
一九一〇年，他生在台湾云林西螺一个富足家庭，读过淡水中学、日本同志社中学，后来到南京金陵大学，又赴美国读化学工程，拿到博士学位。
抗战结束后，他回到台湾，办杂志，入政坛，提自治。那时他还想着在原有政治框架里争一条路。
可路很快断了。
一九四六年前后，他参加选举，两次受挫；一九四七年二二八事件后，他被列入通缉名单，只能离开台湾，先到香港，再转到日本。
从这一天起，廖文毅的身份变了。
在香港、日本，他和黄纪男等人活动，先搞“台湾再解放联盟”，后来在京都成立“台湾民主独立党”。到一九五六年二月二十八日，他在东京宣布成立所谓“台湾共和国临时政府”，自任“大统领”。
纸上的“政府”有了。
可人不够，钱不稳，外援也没有真正落到手里。
廖文毅坐在日本的住所里，看着一份份刊物、声明、请愿书寄出去。外头听着热闹，里头却越来越空。国民党方面的情报人员不断渗入，他身边的人也一个个被拉走、抓走、策反。
这不是他想要的局面。
到一九五八年前后，蒋经国开始对廖文毅的组织动手。陈哲民被招回台湾，陈智雄后来也被秘密押回。廖文毅嘴上还强硬，心里已经明白，蒋氏父子不会让他安稳待在日本。
于是，那个叫郑松焘的人出现了。
郑松焘是台湾人，早年读过日本人办的警察学校，当过刑警，后来到日本给人做保镖。廖文毅身边一名幕僚和他有亲戚关系，便把事情透了过去。
郑松焘开口就要价：五百两黄金。
他的意思很直接：拿钱，赴台，找机会向蒋介石开枪。
廖文毅答应得也快。两边谈下来的条件更细：只要开枪，不管打没打中，先付五百两；若蒋介石受伤，再加；若毙命，赏金再翻上去。路费、活动经费、出事后的安置，也由廖文毅方面承担。
刺杀还没开始，账本已经写好了。
郑松焘到台北后，第一步不是去找武器，而是找老朋友岳安和。
岳安和在台北市警察局刑侦部门工作，和郑松焘是旧相识。两人在白龙宾馆见面，吃饭，叙旧。郑松焘说自己改行当记者，想写台湾政要日常生活，请岳安和帮忙介绍资料。
岳安和一开始没多想。
第二天，他真带着材料去了宾馆，向郑松焘讲蒋介石的起居、出行、警卫情况。郑松焘听着，记着，又把话题绕到出海、龟山岛和防身上。
他要借枪。
这一下，岳安和心里起了疑。
一个刚从日本回来的“记者”，为什么急着打听蒋介石？为什么又突然说要去龟山岛？岛上并无猛兽，借枪防什么？
他没有当场拆穿。
岳安和离开宾馆后，径直去找蒋经国。为免郑松焘察觉，他甚至用近乎冒险的方式冲到官邸门前，先让警卫扣住，再要求见蒋经国。
见到人后，他只撂下一句大意：有人要刺杀蒋介石。
郑松焘的行动，就断在这一步。
国民党方面开始追捕，郑松焘却先一步逃离台北，辗转出境回了日本。刺杀蒋介石没有开枪，黄金也没到手。
他没有说话。
真正的杀招在后面。
情报线索很快指向日本横滨的廖文毅幕僚，也指向廖文毅本人。蒋氏父子认定，郑松焘就是廖文毅派来的刺客。
廖文毅没有被马上动手。
原因很现实：他在日本活动多年，背后牵涉美日关系，直接除掉他，代价太大。于是刀锋转了个方向，落在郑松焘身上。
一九六一年十一月二十九日清晨，东京索马町地铁站。
郑松焘照常出门上班，穿着西装，走到站台，离轨道几公尺远站定。人群里，有人吃着香蕉经过，把香蕉皮丢到他脚边；一个年轻女子拿着纸走近，用日语问路。
火车声越来越近。
郑松焘低头看纸，又抬头回话。旁边忽然有人喊了一声。那女子脚下一滑，身体扑过来，郑松焘被推向铁轨。
车进站了。
郑松焘死在东京地铁之下。日本警方调查后，事情没有真正掀开。
那笔五百两黄金，最终成了一张空账。
廖文毅在日本听到消息后，压力骤增。往后几年，他的组织继续被瓦解，亲属和同伴在台湾接连被捕、判刑，家产也受到牵制。
一九六五年五月十四日，廖文毅从东京返回台湾，宣布放弃“台独”活动。几个月后，他得到安置，后来参与曾文水库等事务。
他想用刺杀改变棋局，结果刺客先死，组织先散，自己也回了台湾。
一九八六年五月九日，廖文毅病逝于台北。那时，离郑松焘倒在东京铁轨上，已经过去二十多年。
五百两黄金没有买来蒋介石的人头，只把廖文毅自己的后路，一点点买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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