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5月，山西侯马垤上村，彭真准备离开故乡。临行前，他没有接受当地干部安排的迎送，反而提出三条要求：不要提前通知群众，不要专门组织看望，当天探亲当天离开。几十年过去，他依旧把自己看作普通乡亲，而不是衣锦还乡的老领导。
这种克制，并非偶然。彭真一生做事有个鲜明特点：不讲排场，重实际，遇到问题总要追问依据和办法。1983年，他接替叶剑英出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外界关注的是职务变化，彭真本人更看重的，却是这副担子究竟该怎样挑起来。
叶剑英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是1978年3月第五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作出的决定。那时，叶剑英已是党和国家的重要领导人，革命资历深厚，威望很高。随着年事增长，他的身体逐渐变差，中央还专门安排医疗保健力量照料。
叶剑英对病情看得很淡。有医护人员为他的身体担忧，他反过来安慰说：“人老了总要生病，没什么了不起。”这句话听起来朴素，却体现出一位老革命家对岗位和个人进退的清醒判断。
1982年9月，党的十二大召开，叶剑英在会上谈到干部队伍建设，强调要让一大批年富力强的同志走上中央和各级领导岗位。第二年2月25日，他又致信全国人大常委会，请求不再提名自己为第六届全国人大代表，也不要再提名自己担任委员长候选人。
这不是简单的退居幕后，而是主动为干部交替留下空间。1983年6月，第六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在北京举行，彭真当选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彭真出生于1902年，比叶剑英小5岁，接过的并不仅是一项职务，也是一份推动国家制度建设的责任。
彭真原名傅懋恭，1902年10月12日出生在山西曲沃侯马垤上村。其祖籍在山东桓台，清光绪十四年，当地灾害频繁，祖父傅象义一家逃荒来到山西，住进村旁窑洞。贫困的出身，让彭真很早就接触土地和生计，也使他格外重视教育。
1922年，他考入山西省立第一中学。第二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冬天经高君宇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1924年，党组织派他到临汾开展青年工作，他没有靠口号压服别人，而是带去一箱不同学派的书，让青年自己比较、判断。
他对大家说：“选择道路，不能只替几个人选择，关系着山西青年的出路。”有意思的是，这种以理服人的作风，后来也贯穿了他的政治生涯。
1929年6月，彭真因叛徒出卖在天津被捕，被关押在河北省第三监狱。牢房拥挤，饮食恶劣，政治犯还要面对刑事犯的欺压。即便如此，他仍组织狱中党员建立秘密支部，并依据相关规章为难友写申辩材料。
这场斗争没有停留在情绪宣泄上。彭真把能够利用的制度条文找出来，争取合理权益，也尽力保护没有暴露的党组织。后来，部分被捕人员因罪行较轻获较短刑期。狱中的绝食和疾病却严重损害了他的身体，直到1935年才获释。
新中国成立后，彭真长期参与地方和国家建设。担任北京市主要领导期间，他对城市规划有超出当时眼光的考虑。1956年，他提出北京人口规模要为未来预留空间，道路、绿地、河湖和停车设施不能只按眼前需要建设。
有人认为道路过宽，彭真却说：“不要只看到现在，要设想将来汽车增加以后怎么办。”在当时车辆很少的条件下，这种判断并不容易被所有人理解，但他坚持城市建设不能只顾眼前省事。
他对家乡也同样务实。1961年12月4日回到侯马，他没有先回家，而是赶去了解浍河水库建设。1986年再回垤上村，又特意告诉干部，不能惊动群众，也不能铺张接待。离开时，他只留下“团结奋斗，把侯马建设得更好”的题词。
1978年12月，彭真恢复工作后，中央安排他重点参与民主法制建设。1979年2月17日，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建设委员会成立，彭真担任主任。他提出，立法工作不能停在纸面上，要组成真正干事的工作班子，成熟一项就推进一项。
有人问工作是否太重，他的回答很直接：“任务就是职责。”在他的推动下，一批法律制度得到恢复和完善，许多年轻干部也在实际立法工作中成长起来。
1987年10月，彭真退出中央领导机构。1992年，他曾几度病重，仍积极配合治疗。1997年病情再次恶化，生命垂危之际，他对身边亲属和工作人员说：“我这一生没有遗憾，我们要愉快地告别。希望你们继续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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