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2026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揭晓在即。医学论坛网四篇预测专栏进入第二篇，聚焦“热门赛道”。GLP-1、CAR-T、基因编辑、NIPT——这些名字今年被反复提及，但真正的热门，不是今年突然爆红的技术，而是已经走完从实验室到临床完整周期的突破。我们不猜答案，只提供判断的依据。第二篇，从“热了多久”说起。
2026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将于10月5日揭晓，奖金上调至1200万瑞典克朗。
今年讨论度最高的医学话题，毫无疑问是GLP-1。司美格鲁肽、替尔泊肽霸占着全球药物销售榜，减重适应症的扩展速度超出了所有人的预期，心血管获益、代谢性肝病、甚至神经退行性疾病的数据还在不断涌现。但如果你把这条技术线往回捋，会发现它的起点根本不在药物市场——1980年代，一群科学家在追问一个非常基础的生理学问题：为什么口服葡萄糖比静脉注射葡萄糖能引发更强的胰岛素分泌？
这个问题，他们研究了几十年。
科睿唯安今年9月将GLP-1列入引文桂冠奖时，特别强调了一个词：Foundational——奠基性的。官方表述是，三位科学家“发现并鉴定胰高血糖素样肽-1（GLP-1），系统阐明其生物活性机制，为GLP-1受体激动剂类药物的研发奠定基础”-。从最初的基础发现，到今天覆盖全球数亿患者的治疗体系，中间隔着将近四十年的漫长积累。
这恰好构成了今年诺奖预测最重要的判断标准：真正值得放进名单的“热门”，不是今年突然爆红的技术，而是那些已经完成了从基础发现到医学改变完整周期的突破。
01
GLP-1：
一个肠道激素的四十年长跑，
和一个无法回避的“第三人”问题
2026年引文桂冠奖的GLP-1名单上，只有三个人：Svetlana Mojsov、Jens Juul Holst、Daniel Drucker。但这条技术线的起点，有第四个人。
Joel Habener。20世纪70年代末，他在研究胰高血糖素前体时，因为美国NIH对温血动物重组DNA研究的限制，被迫转向安康鱼。这个“不方便”的选择，反而让他发现编码胰高血糖素的基因同时编码了另一个未知肽段。1982至1983年间，GLP-1被确认。
Habener已于2025年底去世。诺奖不授予逝者，这条规则直接改变了GLP-1的候选人格局。
图：（从左至右）Daniel Drucker, Joel Habener, Jens Juul Holst和Svetlana Mojsov
图源：FRONTIERS OF KNOWLEDGE AWARDS
剩下三人中，最容易被大众忽略的是Mojsov的贡献。早期研究发现完整GLP-1并没有预期的生物活性。Mojsov分析氨基酸序列后提出，真正有活性的形式是GLP-1(7-37)——一个截短版本。她用固相多肽合成技术大量制备该肽，制备抗体、建立放射免疫分析，最终证明它确实存在于肠道，并能强烈刺激胰岛素释放。这不是“也参与了发现”，而是解决了“到底哪一段才有用”这个关键技术问题。
Holst走的是另一条路。他把GLP-1从一个孤立的肽，变成了一套生理调节系统：促进胰岛素分泌、抑制胰高血糖素、延缓胃排空、影响食欲。今天GLP-1药物的减重效果，原理上依赖的正是这条从肠道到大脑的信号链。
Drucker的路径更接近“为什么能治病”。1984年他进入Habener实验室时，原本准备研究甲状腺，被导师告知项目结束、转做glucagon。这个被迫转弯成了他职业生涯的转折点。他随后证明GLP-1直接刺激胰岛β细胞分泌胰岛素，并逐步阐明了它对胰腺、胃肠道、大脑及心血管系统的多重作用。
但“发现激素”和“做成药”之间，隔着将近二十年的药物开发。天然GLP-1半衰期极短，早期注射不仅疗效短暂，还伴随严重恶心呕吐。从艾塞那肽到利拉鲁肽，再到司美格鲁肽，GLP-1受体激动剂体系才真正成型。
现在回到那个诺奖级问题：如果GLP-1进入诺奖，三人名单怎么切？
引文桂冠奖的措辞提供了线索——“identification and characterization of GLP-1 and studies of its biological activity”。“识别”指向发现，“表征”指向Mojsov解决的技术问题，“生物学研究”覆盖Holst和Drucker的生理机制工作。这个切分本身就暗示了一种可能的评审逻辑。但诺奖委员会是否接受这个切分，是另一回事。
更根本的问题是：诺奖奖励的是“发现GLP-1”这个动作，还是奖励它后来开启的整个治疗时代？如果是后者，那么全球数亿肥胖和糖尿病患者实实在在的获益，就是最有力的支持。
02
CAR-T：
当药物变成细胞，
诺奖的三人上限怎么切
CAR-T带来的不是又一款抗癌药，而是一次治疗逻辑的翻转：过去是研发药物去杀死肿瘤，现在是把患者自身的免疫细胞改造成治疗工具。这个转变由不同实验室接力完成，获得了2026年唐奖生技医药奖（Biopharmaceutical Science），也把诺奖的“三人上限”问题摆上了台面。
图：Steven Rosenberg（左）、Michel Sadelain（中）和Carl June（右）
图源：biospectrumasia.com
Steven Rosenberg提供了起点。他在20世纪80年代研究IL-2和过继性细胞治疗，证明调动免疫系统能让晚期癌症缩小，随后转向TIL——从肿瘤内部取出能识别癌细胞的T细胞，奠定了肿瘤免疫治疗的基础。
Michel Sadelain解决的是识别与持久性。第一代CAR能激活T细胞，却活不久。他的团队加入CD28共刺激信号，构建出能存活、增殖并杀死靶细胞的第二代CAR-T，并选择CD19作为靶点，推动其向临床发展。
Carl June解决的是临床转化与制造。他发展出抗CD3/CD28磁珠扩增体系，提高T细胞体外扩增能力，并采用4-1BB共刺激结构改善持久性。CD19 CAR-T最终在多轮治疗失败的白血病患者中取得持续缓解，并于2017年获FDA批准。
三人的研究成果像一场接力：Rosenberg证明免疫细胞可以杀死癌症，Sadelain让它拥有稳定的人工识别器，June让它活下来、扩起来并进入患者体内。2026年唐奖生技医药奖同时授予三人，也采用了这个切分逻辑。
但问题恰恰在这里。当一场医学革命由几十位科学家分环节完成，诺奖的三人上限必须回答：TIL的基础发现和CAR的工程化，哪个更接近“诺奖级发现”？临床转化的贡献，在评审天平上权重几何？唐奖已经给出一个答案，诺奖是否会同题同答，是今年最值得关注的悬念之一。
03
基因编辑：
CRISPR之后，
还差什么才能再拿一次诺奖
CRISPR-Cas9解决的是“怎么切DNA”。它像一把分子剪刀，在目标位置制造双链断裂，再让细胞自行修复。但大量遗传病只源于一个碱基错误。为了改一个字母，先把整条DNA双链剪断，反而容易产生插入缺失、错误修复和非预期改变。
David Liu（刘如谦）的答案是：不切，直接改。
图：刘如谦（图源：得克萨斯农工大学文理学院）
2016年，他的团队发表base editing，将Cas蛋白的定位能力与脱氨酶结合，让特定碱基发生可编程的化学转换，不需要双链断裂，也不需要供体模板。2019年，prime editing进一步实现了碱基替换之外的插入和删除——相当于从“改一个字”升级到“写进一段新序列”。
但实验室里编辑成功，不等于病人得到治疗。真正的瓶颈在于递送：编辑器太大，如何精准进入目标细胞、如何控制精度、如何减少副产物。从2016年base editing问世，到2026年至少有23项临床试验推进，中间隔着近十年的递送系统工程。最具标志性的是Baby KJ——一名CPS1缺乏症婴儿接受了根据其个人突变快速定制的体内base editing治疗，第一次展示了“为单一患者量身定制基因编辑药物”的可行性。
现在回到那个诺奖评判问题。CRISPR已经拿过奖了。下一次基因编辑获得诺奖级认可，需要满足什么条件？仅仅是“比CRISPR更精确”不够。Base editing和prime editing要真正进入诺奖视野，需要回答的是：这项技术有没有完成从方法学突破到临床改变的完整闭环？Baby KJ是一个信号，但一个病人的故事，还不足以回答这个问题。
04
胎儿游离DNA与NIPT：
一管母血看胎儿
传统产前诊断依赖羊水穿刺和绒毛膜取样。能拿到胎儿的遗传信息，但有侵入性，存在流产风险。科学家一直想找一条不碰胎儿的路。
早期方向是寻找母血中的胎儿细胞。但数量太低，不实用。卢煜明换了一个类比：肿瘤患者血液中存在游离的肿瘤DNA，那么胎儿和母亲之间，是否也存在类似的“外来DNA进入血液”？1997年，他在孕妇血浆中发现了胎儿游离DNA。一个后来被反复提及的实验细节是，他把血浆煮沸后再做PCR，依然检测到了胎儿DNA。
图：卢煜明（图源：香港科创网站）
发现“存在”只是第一步。更关键的问题是：胎儿DNA在母血中占多少、什么时候出现、清除多快？卢煜明随后证明，胎儿DNA在孕早期即可检出，且在分娩后快速清除，不会残留上一次妊娠的信息。这决定了它能否成为实用的临床检测材料。2008年，他利用大规模平行测序，通过统计母血中21号染色体来源DNA的比例异常，实现了对唐氏综合征的检测。2011年，NIPT进入临床。
此后十五年的轨迹很清晰：全球90多个国家和地区采用，每年约1000万孕妇受益，侵入性诊断减少82%，检测准确率超过99%。NIPT已经完成了从实验室发现到全球临床改变的全过程。
诺奖历史上，以“诊断技术”获奖的案例远少于以“药物”或“分子机制”获奖的。但一个真正改变了数百万女性产前护理逻辑的检测方法，是否应该被纳入评判视野？这个问题本身，就是卢煜明今年被反复讨论的原因。2022年Lasker临床医学研究奖表彰他“开创无创产前诊断方法的革命性贡献”，而Lasker与诺奖之间的关联无需赘述。
05
还有一类“热门”，
不在热搜里
p53的故事是一场持续十年的科学纠错。1979年它被发现后，由于早期实验使用的构建体含有突变型p53，整个领域一度把它当成癌基因。直到1989年，Bert Vogelstein团队在结直肠癌中证实TP53的缺失和突变高频出现，野生型p53的肿瘤抑制功能才被确认-。一个被误解了十年的蛋白，最终成为现代肿瘤生物学最重要的框架之一。但知道它重要，不等于能修好它——这恰恰是诺奖最看重的“时间的重量”。
mTOR的起点是一个反直觉的选择。Michael Hall和Joseph Heitman用酵母去研究一款人类免疫抑制药rapamycin，当时很多人觉得不靠谱。1991年，他们筛选出TOR1和TOR2-。更关键的是，他们最初以为TOR控制细胞分裂，后来才意识到模型对不上——TOR真正控制的是“要不要继续长”。Lasker奖的评价一语中的：Hall证明了生长是独立于细胞分裂周期的高度调控过程。
UPR则是一个“找激酶找到RNA剪接”的故事。Kazutoshi Mori检查了约10万个酵母菌落，和Walter几乎同时锁定IRE1-。他们本以为找到的是一种普通信号激酶，结果发现IRE1直接切掉HAC1 mRNA中间的一段RNA，而且剪接发生在细胞质，而非细胞核。这在当时几乎没有先例。
这三个方向回答的是同一个问题：诺奖意义上的“热门”，从来不在大众视野里。
结语
真正值得关注的，
是“热了多久”
GLP-1今天最热，但它的基础研究走了四十年。CAR-T今天已成为肿瘤治疗的重要方式，从Rosenberg第67例患者的完全消退到FDA批准，中间隔了三十多年。基因编辑仍在快速演进，base editing从2016年问世到真正进入人体治疗，用了近十年。NIPT已经完成全球临床转化，覆盖超过100个国家和地区。
所以今年预测诺奖，不应该只盯着“谁突然火了”。要看的是：什么发现已经走完了从实验室到同行验证、再到临床和社会影响的完整周期。
热度会过去，周期不会。
医学论坛网
来源：医学论坛网
编辑：梨九排版：蓝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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