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3月20日，上海昌平路大众殡仪馆，诸林根的灵车驶出大门，后面跟着数十辆出租车。车上没有喧闹的锣鼓，司机们大多神情严肃，有人手持遗像，有人举着白布红字的标语。原本只是一场出殡，却逐渐变成一支穿行于上海街头的送葬队伍。
那时的上海，租界与日军控制区彼此交错。虹口一带聚集着大量日本侨民，日军进入上海后，这片区域更被严密控制。对普通出租车司机而言，驶入虹口并不只是接一趟生意，很多时候，还意味着无法预料的风险。
1939年3月5日晚，云飞汽车公司接到一单生意。两名日本人和一名翻译在南京路新亚酒楼用餐后，叫车前往虹口，司机戎定善接下了这趟差事。谁也没有想到，他这一去便失去了踪影。
两天后，戎定善的尸体在虹口吉林路一处房屋内被发现。脖颈上有明显勒痕，身上的钱物也被搜走。案情尚未查清，3月12日，沪东定海路又发现一具出租车司机的尸体，死者名叫秦公成，头部中弹。
接连两起惨案，已经让司机们心里发紧。偏偏四天之后，泰来汽车公司的司机诸林根也出了事。3月16日晚，他受公司派遣出车，途中又接到前往虹口的差事。第二天，人们在新记浜路附近发现了他的遗体，颈部和头部均有严重伤痕。
三名死者的遭遇存在相似之处：他们都曾搭载与日本方面有关的乘客，遇害地点也多在日军势力较强的区域。由于当时上海的治安混乱，案件调查并不充分，司机和市民普遍怀疑，凶手可能与日军特务或其帮凶有关。这个判断未必等同于完整的司法结论，却真实反映了当时人们对暴力统治的恐惧。
沉默已经无法维持。
云飞、泰来两家公司的司机在报纸上发表声明，表示拒绝驶入被占区域。声明中说，近期已有数名同行遭到残害，司机不愿再把自己的性命交给侵略者摆布，也不愿成为对方掩盖罪行的工具。对靠车轮谋生的人来说，这个决定很沉重，因为拒载意味着收入减少，甚至可能招来公司的压力。
出租车行业并非一盘散沙。1937年10月，中共中央派刘宁一到上海开展工人工作。他注意到，许多司机文化程度不高，对劳资契约和行业规则并不熟悉，遇到纠纷时往往处于弱势。地下党组织便通过夜校等方式，帮助司机识字、了解权益，也把抗日救亡的观念带进了这个流动性很强的群体。
到了1938年，银色、云飞、泰来、祥生四家汽车公司的工人代表建立联系，后来形成了“四行联盟”。这个联盟既处理欠薪、工伤等现实问题，也组织司机为抗日前线捐款。它没有固定厂房，成员却分布在一辆辆汽车上，消息传递反而十分迅速。
诸林根遇害后，联盟中的司机很快作出决定：借出殡之机，向社会公开表达抗议。有人劝他们慎重，毕竟租界巡捕和日军都在盯着这座城市。司机们的回答很直接：“不是为了多挣几块钱，是不能再拿命替他们办事。”
3月20日上午8点，诸林根的追悼会在大众殡仪馆举行。前来吊唁的有出租车司机、公司职员和普通市民，人数达到数百。云飞、泰来两家公司的管理人员也到场，并向死者家属发放抚恤金。那一刻，司机们面对的已不只是一个同事的死亡，而是整个行业共同承受的威胁。
下午2点，出殡队伍出发。灵车在前，后面跟着约60辆出租车，车队沿胶州路、新闸路等道路前行。白布上的字句十分刺眼：“诸林根死在谁手里？”“遗恨必雪。”“民族共愤。”沿途车站纷纷设下路祭，围观者不断加入，队伍越走越长。
经过英美租界时，巡捕一度架设机枪、拉起警戒线，企图限制人群行动。可是面对不断聚集的市民，他们并未真正实施强行驱散。有人站在路旁高声质问：“连送死者一程，也不让吗？”队伍最终继续向前，棺木在车辆和人群的护送下缓缓离开。
这场行动没有直接喊出过于激烈的政治口号，却比单纯的文字声明更有冲击力。出租车本是城市交通的一部分，司机们却用车队把一桩孤立的命案，变成了全行业的公开抗议。车轮驶过租界街道，也把上海市民积压已久的愤怒带到了人群面前。
诸林根的葬礼没有改变当时上海的危险处境，也没有立即揭开三起案件的全部真相。但在1939年3月20日这一天，数十辆出租车组成的送葬车队，确实让各方看见：在枪声、封锁和恐惧之间，普通劳动者仍能以自己的方式作出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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