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7月，四川黑水河畔，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和红三军团军团长彭德怀第一次见面。两人分属不同的方面军，徐向前来自红四方面军，彭德怀是红一方面军的悍将，此前从未谋面。河宽30多米，水深流急，既没桥也无船，两人隔河相望，谁也听不清对方说什么。
彭德怀从对岸扔过来一块石头，石头上绑着一根小绳和一张纸条，上面写着“我带3军团之一部，在此迎接你们”。徐向前撕下笔记本上的一页纸，写上“我是徐向前，很想见到你们”，拴在石头上又扔回去。
第二天一早，两人同时来到维古河赤念渡口。河上没有桥，只有一条铁索吊着一只竹筐。徐向前毫不犹豫地坐进竹筐，顺着溜索滑到了对岸。两手紧握的那一刻，两位后来都成为开国元帅的将领，结下了一辈子的交情。他们见面后异口同声说的第一句话是“讨厌的小河”。
维古河畔的初见，成了一个起点。
1937年，西路军失败之后，徐向前化装成乞丐，走了45天回到援西军总部。他见到的第一个人是彭德怀。徐向前从贴身的衬衣里取出一个小布包，里面是十几个金戒指。他对彭德怀说：“这是从石窝下山时，组织分给我作路费用的，路上只用了两个，剩下这些我用不着了，全部缴公。”彭德怀接过那个带着体温的布包，钢铁般性格的人眼眶一下子就红了。
这件事不是孤例。1937年8月底，八路军129师副师长徐向前随同周恩来和彭德怀到山西同阎锡山谈判。
回到太原之后，周恩来和朱德都劝徐向前回家看看。彭德怀也说：“你和家人离别多年，回去看看，合情合理，不能让人家说共产党不讲人情嘛。”他让供给部拿出60块大洋给徐向前的家人买点东西。一个脾气暴烈的副总司令，在这种事情上替别人想得很细。
两人之间最重的一次交托，发生在1949年春天。
太原战役从1948年10月就打响了，阎锡山在城里修了5000多座钢筋水泥碉堡，号称“可抵150万军队”。围城的是18、19、20兵团和四野炮兵师，总兵力25万，总指挥是徐向前。打到1949年初，徐向前病倒了，高烧40度，肋膜积水，翻个身都得警卫帮忙，只能躺在担架上指挥作战。
彭德怀当时正准备回西北收拾马家军，途经太原时去看望老战友。徐向前跟他讲完城防火力分布之后，直接说了一句：“我动不了，你留下来指挥。”彭德怀没有推辞，留了下来。
但他随后做了一件事，让徐向前记了一辈子。彭德怀在总前委扩大会上宣布：总攻方案照旧，所有作战命令和公告，署名仍然是“徐、周、陈”三个人，他彭德怀不签字。
周士第提出“这可不合规定”，彭德怀摆手说：“我在此指挥，不在此署名。让战士们知道徐总还在前线，他们心里有数。”这个决定报到西柏坡，毛主席批复：同意。
太原战役总攻从4月20日凌晨开始，千门大炮齐响，4小时45分钟后城墙被突破，全城肃清。阎锡山半个月前就坐飞机跑了。战役通报里只字未提彭德怀，功劳全部记在徐向前名下。多年之后徐向前在回忆录里写到这一段，用了四个字：“实在难得。”
彭德怀和徐向前的性格差得很远。徐向前话少，低调，不爱出头，在红四方面军当总指挥的时候就不太喜欢搞排场。彭德怀脾气暴，说话直，骂起人来谁都不给面子。一个沉默寡言，一个性如烈火，按常理说凑不到一块去。
但正是这种差异，让两个人反而能够交心。彭德怀敬重徐向前的低调和谦逊，觉得一个能指挥千军万马的人不争功、不抢风头，实在难得。徐向前则知道彭德怀的脾气是对事不对人，骂完了该干什么干什么。两个人在战场上都是拼命三郎，在个人得失上都不计较，骨子里是同一种人。
1954年，彭德怀担任国防部长，主持军委日常工作。徐向前身体稍好一些之后，和贺龙一起分管海军、空军、装甲兵等8个军兵种。军委例会每周一次，由彭德怀主持。彭德怀发现徐向前抱病坚持参会，有时候身体撑不住，就主动跟他说“不必硬顶”，还替他向毛主席请假。
从1935年维古河畔的竹筐相见，到1949年太原城下不署名的并肩指挥，再到1950年代军委例会上的相互照应，徐向前和彭德怀之间的交情，没有轰轰烈烈的表态，全是具体的事。
一个坐竹筐过河去见对方，一个把十几枚金戒指交给对方缴公，一个在对方病倒的时候接过指挥权又把功劳原封不动还回去。这些事一件一件加在一起，就是两个人之间那份不必多说的交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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