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4月，北京，邓颖超迎来八十岁生日。一件从海外寄来的礼物，被秘书赵炜记在回忆中：一只做工精致的水晶兔。送礼的人是宋美龄。两位立场不同、相隔万里的女性，为什么会在这样的日子里保持联系？
答案不能只从一件礼物说起。她们的交往，早在抗日战争最艰难的岁月里，便有了共同的起点。
1937年12月底，抗战形势日益严峻，邓颖超提出，应当组织一个范围更广的全国性妇女团体，把不同政治立场、不同社会身份的妇女团结起来，投入民族救亡。
她考虑得很实际。国共两党尚处于合作时期，妇女组织的大门不能只对一部分人敞开。邓颖超提出，可以邀请宋美龄、李德全等人参加。这个设想，后来很快有了落脚点。
1938年3月，武汉举行抗战爆发后的首次三八妇女节活动。宋美龄来到湖北，与邓颖超共同参加大会。细雨之中，上千名妇女走上街头，表达抗战救国的决心。这场活动的意义，不在于形式有多壮观，而在于不同力量开始以妇女动员为纽带，形成合作。
当时的武汉，聚集着大量从沦陷区逃来的难民。街头的孩子衣衫单薄，有的失去父母，有的连姓名和籍贯都说不清。邓颖超目睹这些情形后，开始推动战时儿童保育工作。
1938年初，她同郭沫若、李德全等人商议成立战时儿童保育会。筹备过程中阻力并不小，部分人担心共产党参与会影响组织成立。邓颖超便建议由宋美龄担任理事会负责人，以减少阻挠，使救助难童的计划能够真正运转。
1938年3月，战时儿童保育会在汉口一所学校成立，宋美龄出席并主持会议。按照相关回忆，两人见面时，宋美龄曾称自己“仰慕邓先生已久”。邓颖超则强调，救助孩子不能只管吃穿，还要让他们接受教育，成为将来建设国家的人。
这番话，正体现了两人的共同点：她们政治立场不同，但都明白，难童问题不是单纯的慈善问题，而是战争造成的社会灾难。保育会成立后，各地陆续设立分会，许多孩子被转移、收容和教养。
遗憾的是，转移途中仍有惨剧发生。1938年10月，一艘载有数百名难童、沿长江驶往重庆的船只遭日军飞机袭击，造成重大伤亡。多年以后，宋美龄回忆此事，仍然难掩悲愤。这场灾难，也说明战时儿童救助始终面临生死考验。
在重庆期间，宋美龄曾前往儿童保育院探望孩子。一次，她与邓颖超在曾家岩附近相遇，便一同前往。孩子们见到她们，分别喊着“邓妈妈”和“蒋妈妈”。称呼很朴素，却反映出那个特殊环境中，儿童对照料者最直接的依赖。
保育院里，老师让孩子们做识字游戏。一名女孩说到日本侵略者时，突然哭了起来，因为她的父母正是在空袭中遇难。邓颖超走过去安慰孩子，宋美龄也目睹了这一幕。对她们而言，所谓合作并不是抽象口号，而是落在一个个失去家庭的孩子身上。
同年5月，宋美龄在庐山主持各界妇女谈话会。邓颖超受邀参加，并把重点放在建立统一的妇女组织和共同抗战纲领上。会议中的政治分歧并未消失，但在民族危亡面前，双方仍努力寻找能够合作的部分。
抗战结束后，国共关系重新走向破裂。1949年以后，邓颖超留在大陆，宋美龄随蒋介石到台湾，两岸长期隔绝。可有意思的是，双方的政治分歧，并没有完全切断两人的私人通信。
1979年以后，邓颖超参与对台工作，继续推动两岸沟通。1981年，廖承志发表致蒋经国公开信，邓颖超也参与了相关工作。宋美龄随后作出回应，仍坚持原有立场。信件没有消除分歧，却保留了一条沟通渠道。
宋庆龄去世时，邓颖超曾邀请宋美龄回大陆参加葬礼。宋美龄最终没有成行，并以坚持政治原则为由拒绝。邓颖超对此虽感遗憾，仍没有中断联系。逢年过节，她会寄去贺卡，宋美龄也偶尔回赠礼物。
于是，便有了那只水晶兔。邓颖超属兔，宋美龄一直记得这一点，便在邓颖超八十岁时送上贺礼。它被一些知情人称作“友谊兔”，并非意味着两人已经消除全部分歧，而是说明多年的相识与交往，仍留下了私人情谊的空间。
1988年，邓颖超又致信宋美龄，谈及抗战往事、民族感情和两岸关系。她写道：“我与夫人救国之路不同，爱国之心却是一致。”这句话，道出了两人关系中最复杂的部分：道路不同，判断有别，但共同经历过的战争岁月，始终无法被抹去。
1992年7月10日，邓颖超在北京逝世。那只水晶兔，以及往来的书信，成为两位女性共同经历的一处细节。它没有改变历史分歧，却把抗战年代形成的联系，延续到了各自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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