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6月19日,美国纽约,鲍里斯·约翰逊出生在一个有英国贵族渊源的家庭。父亲斯坦利·约翰逊当时从事公共事务,家庭并非普通工薪阶层。由于出生地和父母身份的关系,他一度同时拥有英国与美国国籍,直到2016年才放弃美国国籍。
约翰逊的童年并不安稳。父亲工作变化频繁,一家人辗转于不同国家和城市,父母关系也长期紧张。对一个孩子来说,反复搬迁意味着不断适应陌生环境,更意味着很难建立稳定的朋友圈。
他小时候曾受耳部疾病困扰,性格一度比较沉默。进入寄宿学校后,约翰逊很快发现,单靠安静和顺从很难赢得位置。于是,他选择把自己变成一个夸张、滑稽、善于制造笑声的人。
这个选择影响了他的一生。
1977年,约翰逊进入伊顿公学。这所创建于1440年的学校,长期为英国政治、司法和金融领域培养人才。校内的竞争并不只在课堂,也在社交、表达和家庭背景之间展开。约翰逊在这里学到的,除了古典学知识,还有如何在精英圈层中展示自己。
有意思的是,他并不是最守规矩的学生,却很懂得如何吸引注意力。校规要求克制,约翰逊偏偏喜欢用玩笑化解严肃场面;别人强调准确,他常常更看重气势和感染力。这样的性格,日后既成为他的资本,也不断给他制造麻烦。
1983年,约翰逊进入牛津大学贝利奥尔学院学习古典文学。在大学期间,他参加辩论活动,担任学生组织负责人,还加入了布灵顿俱乐部。那里聚集着不少出身优越、关系广泛的年轻人,约翰逊逐渐意识到,政治不仅是政策竞争,也是语言、形象和人脉的较量。
他曾对身边人说:“真正重要的,是让别人记住你。”这句话未必是他的原话,却很能概括他的处世方式。约翰逊不满足于成为一名普通演讲者,他要成为会被反复谈论的人。
1987年,约翰逊进入《泰晤士报》工作。可惜的是,他很快因编造引语被解雇。那次经历暴露出一个严重问题:他有出众的文字能力,却没有把新闻事实放在足够重要的位置。对记者而言,这不是小失误,而是职业底线上的裂缝。
离开《泰晤士报》后,他转到《每日电讯报》,并于1989年至1994年担任布鲁塞尔记者。欧洲一体化争论正处在激烈阶段,约翰逊的报道大量使用夸张叙述和鲜明观点,常把复杂的欧洲事务写成戏剧化的政治故事。
他的文章迅速拥有读者。支持者认为他幽默、犀利,反对者则批评他歪曲事实、制造偏见。值得一提的是,约翰逊并非不知道争议的代价,他很清楚,争议本身也会带来名声,而名声正是进入政坛的重要筹码。
1994年返回伦敦后,他一边写作,一边尝试参与政治。早期几次竞选并不顺利,但他没有离开公共舞台。书籍、专栏和电视节目,都被他用来维持曝光度。与其说他在等待机会,不如说他一直在经营一个政治人物的公众形象。
2001年,约翰逊当选亨利选区议员,正式进入下议院。此时的他已经拥有较高知名度,却还没有真正建立起稳固的政治信誉。保守党内部有人欣赏他的选举能力,也有人担心他口无遮拦、纪律松散。
2008年,约翰逊代表保守党竞选伦敦市长,并击败时任市长肯·利文斯通。四年后,他成功连任。市长任期让他从报纸专栏作家变成了具有行政经验的政治人物,而2012年伦敦奥运会期间的公共形象,也进一步扩大了他的影响力。
真正改变英国政治格局的,是2016年的脱欧公投。约翰逊成为“脱欧”阵营的重要人物,用通俗、直接且极具冲击力的语言争取选民。公投结果公布后,首相卡梅伦辞职,约翰逊原本被视为热门接任者,却因党内竞争和政治操作失误退出角逐。
特雷莎·梅执政后,约翰逊出任外交大臣,但脱欧谈判不断加剧党内分歧。2018年,他因反对政府的脱欧方案辞职。2019年7月,特雷莎·梅离任,约翰逊当选保守党党首,并于7月24日正式出任英国首相。
他的上台并不是偶然。贵族学校带来的圈层资源,牛津大学训练出的表达能力,记者生涯积累的知名度,以及伦敦市长任期形成的政治履历,共同构成了一条特殊的权力道路。只是这条道路上,个人魅力始终与事实争议、纪律问题和党内不信任纠缠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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