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个地点，长期被装进孙中山的一句话里：武昌、西安、伊犁。可在一九〇二年前后的东京，那句最醒目的“三选一”，说话者其实不是孙中山。
章太炎后来把这场谈话写进《訄书·相宅》。原文先记孙中山的主张：“建都当在武昌。”
关键就在后面。
章太炎接着写：“余曰：谋本部则武昌，谋藩服则西安，谋大洲则伊犁。何所取轻重而定都焉？”
“余曰”二字已经点明，说出武昌、西安、伊犁三个层次的人，是章太炎。孙中山明确提出的首都是武昌，并非三个地方。
说话的人换了。
当时所说的“本部”，大致指国家人口、经济相对集中的内地核心区域；“藩服”是旧式政治语汇，着眼于边疆经营；“谋大洲”则把观察范围推向整个亚洲。
后来那句“要在亚洲当大哥，就迁都伊犁”，正是对“谋大洲则伊犁”的通俗改写。它既不是孙中山的原话，“当大哥”三个字也不在《相宅》中。
武昌是真的。
孙中山看中武昌，并非一时兴起。武汉位居长江中游，向东连接江浙，向西直入四川，北面可通中原，南面能够联系湖南、两广。
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张之洞在湖北兴办汉阳铁厂、湖北枪炮厂和新式学堂，京汉铁路、粤汉铁路的规划又让武汉逐渐成为南北交通节点。孙中山心里的武昌，不只是地图中央的一座城。
它还有革命分量。
一九一一年十月十日，武昌起义爆发。湖北军政府成立后，各省革命力量一度准备在武昌集会，武汉确实出现过成为全国政治中心的机会。
一九一二年四月，孙中山辞去临时大总统职务后到访武汉。在当地发表演说时，他仍主张以武汉为首都，理由集中在位置适中、交通便利和便于控制全国几个方面。
他的选择没有变。
北京靠近北方边境，当时又处在列强军事压力之下；南京偏于东南；上海周围租界林立。与这些城市相比，武汉既在长江航运线上，又处于南北陆路交会处。
可是，西安不是孙中山在那场对话里提出的答案。
西安出现在章太炎的设问中。章太炎认为，如果国家战略重心是经营边疆，西安比武昌更合适。
这个判断有传统地理经验作支撑。西安所在的关中东有潼关，南依秦岭，向西连接陇右和新疆，向北可以通往草原地区；秦、汉、隋、唐先后在这里建都，也与这套西向、北向的政治格局有关。
但清末的关中早已不具备汉唐时期的经济条件。水运、工商业和对外贸易的重心转向东部沿海，铁路建设也远未成熟，把全国行政中枢迁到西安，代价极大。
伊犁更不是。
伊犁位于天山北部，面向中亚，清代曾设伊犁将军统辖新疆军政事务。章太炎所谓“谋大洲则伊犁”，看中的是它在亚洲内陆的位置：若把国家视线推向中亚，伊犁便从遥远边地变成向西经营的前沿。
这是一幅地缘设想，不是一项成熟的迁都方案。
清末的伊犁距离内地遥远，人口、财政、交通和城市规模都不足以支撑全国首都。一旦外部冲突发生，设在边境附近的中央政府还会首先面对军事压力。
现实很快来了。
一九一二年元旦，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南京成立。此后围绕首都究竟设在南京、北京还是武汉，各方仍有争论，但西安与伊犁从未真正进入可以立即实施的迁都程序。
因此，这三个地点不是孙中山要求同时搬迁的“三座首都”，也不是他留下的“亚洲称雄”原话。它们来自孙中山和章太炎的一问一答：孙中山选武昌，章太炎把问题扩大为内地、边疆与亚洲三个层次。
东京谈话过后，章太炎将它收入《相宅》。纸页上，孙中山的主张停在武昌；西安与伊犁，则留在章太炎那句尚未落定的追问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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