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广州局势骤紧，李小平正在城中参加妇女救护工作，关山月却远在澳门的普济寺里，两人隔着战火，靠一封封无法保证送达的书信维系婚姻。这段关系最初并不浪漫，甚至带着贫困、疾病和师生身份造成的尴尬。
李小平原名李小平，少年时因家境困难，入学比同龄人晚。她十六岁那年，父亲病重，家里无钱医治。她把这些难处写进作业，班主任关泽霈改作业时看见了，久久没有翻过下一页。
关泽霈自己也从苦日子里走来。小时候没有鞋穿，他曾赤脚走过被烈日晒烫的沙滩。喜欢画画，却只能先读师范、当教师，因为那时的年轻人，肩上往往先压着一家人的生计。
他找到李小平，拿出钱给她父亲治病，又向学校争取免费饭食。可惜病情终究没有挽回，父亲去世后，债主接踵而来，李小平甚至被逼到珠江边。幸亏学校杂工及时发现，才没有酿成无法挽回的后果。
这件事惊动了学校。张英逢等教师共同筹钱，帮助她留下读书。白天，她坐在教室里学习；晚上，她和杂工一起做事。那段日子谈不上体面，却让她重新抓住了生活的缝隙。
关泽霈继续资助她。李小平没有多少东西可以回报，便替他洗衣、打扫房间，照料他年幼的弟弟。日子久了，感激、依赖和敬重慢慢交织在一起，师生之间多了一层难以说清的情分。
两个人都明白身份上的阻碍。张英逢看在眼里，便和同事一起劝解撮合。最终，关泽霈与李小平跨过了那道门槛。李小平十七岁时，嫁给了比自己大七岁的关泽霈。
婚宴设在广州惠如楼，钱是教师们凑出来的。奇怪的是，席间只有新郎，没有新娘。李小平平时只有两件旧衣服，实在没有合适的衣服赴宴，只能留在家中。这个细节比热闹的酒席更能说明他们当年的生活处境。
婚后，关泽霈终于有机会重新拿起画笔。他拜高剑父为师，因擅长山水、落笔豪放，老师为他改名“关山月”。这个名字后来传遍画坛，而李小平则继续承担家务，让丈夫可以专心研习。
战事打破了并不宽裕的安稳。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广州学校停办，李小平失去工作。1938年10月广州失陷前后，关山月人在湛江，随后随高剑父辗转澳门，两人就此失散。
普济寺中，关山月生活极苦，每天只能买一个面包。寺中僧人曾劝他出家，认为这里至少能够避开炮火，也能安静作画。关山月没有答应。他说：“我还有妻子，不能就这样放下她。”
他不断写信，却长时间没有回音。后来从朋友那里得知，李小平加入广州模范团妇女连，正在救护民众、参与抗日工作。那封终于寄到的信，使分离多年的两个人重新确认了彼此的下落。
关山月把战争中的所见所感画进作品，抗战题材画作逐渐引起关注。几年后，他带着画作回到李小平身边。重逢并没有华丽场面，更多是劫后余生的沉默和确认。两人都知道，能再次见面已经十分不易。
此后，李小平陪着关山月外出写生。桂林、贵州花溪以及许多山川之间，都留下了他们的足迹。没有固定收入，她便偶尔典当衣物维持生活。关山月攀上险峻岩石观察黄果树瀑布时，她始终拽着他的衣角，生怕他失足。
她也曾因长途跋涉和恶劣环境患病。关山月于是停下画笔，守在妻子身边。两人的相处并非一方单独付出，早年他救她于困顿，后来她护着他的画笔，彼此都在对方最难的时候站住了。
敦煌时期，这种默契更加明显。石窟昏暗，关山月只能半跪或爬进佛龛临摹，李小平便手举油灯、蜡烛为他照明。洞中闷热，她帮他拂去头上的蛛网，递水、递颜料，却常常忘了自己也口渴。
一个月里，关山月临摹了八十二幅壁画。李小平并非只是在旁边照明，她逐渐读懂壁画的构图和神韵，也从丈夫的创作中找到自己的精神寄托。后来，她取“敦煌”之意，将名字改为李秋璜。
真正严峻的考验，发生在特殊年代。关山月因作品《悬梅》中梅枝下垂，被牵强附会地指责为“倒梅”，遭到批判和关押。有人劝李秋璜离开，免得受牵连。
她没有走。关山月眉心有痣，容易被人认出，她便用胶布遮住那处；又缝制厚棉背心，尽量保护丈夫身体。面对旁人的劝说，她只留下一句话：“我们是一个人。”
这句话不是一时冲动，而是几十年共同生活后的判断。父亲去世时，关山月陪她熬过绝望；广州失陷后，他没有停止寻找她；敦煌石窟里，她又用一盏灯照着他的画。后来，关山月的名片上并列印着两人的名字：关山月、李秋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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