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7年9月，广州白云机场，英国护照持有人乔治·瓦特准备前往香港。就在行李接受检查时，工作人员从箱子里发现了两只活老鼠。事情看着荒唐，却让一名海关人员停下了手。
这不是经过训练的实验鼠，也不是外国人常见的宠物鼠，而是广州街头常见的大灰老鼠。带两只这样的老鼠出境，既不合常理，也没有必要。工作人员没有把它当成笑谈，而是按可疑情况逐级上报。
负责外贸系统敌特侦察工作的张文奇接到消息后，没有急着审问瓦特。他做的第一件事，是找来两只外形相近的老鼠，悄悄替换了原来的“证物”，再将那两只老鼠送往检疫部门检测。
这个安排很关键。若直接扣住瓦特，极易打草惊蛇；换掉老鼠，既能观察对方反应，也能保留继续侦查的空间。几天后，检验结果出来，两只老鼠身上带有放射性物质，其成分和我国核试验产生的放射性尘埃具有明显关联。
小动物本身并不神秘，真正危险的是它们生活过的地方。
事情要追溯到1964年10月16日。中国在罗布泊成功爆炸第一颗原子弹，打破了核垄断。西方国家由此意识到，中国已经建立起独立的核工业体系。由于核试验地点和相关基地处于西北腹地，常规窃取方式困难重重，渗透设备项目便成了更隐蔽的选择。
当时，中国从欧洲引进一套民用化工设备，并准备在兰州一带安装。项目涉及外国技术人员，人员往来有公开名义，进入相关区域也比普通外籍人员方便。瓦特正是在这一背景下，以化工设备专家和维修人员的身份来到中国。
他并非完全没有专业能力，平日里做事认真，谈吐谨慎，还常常表现出对中国建设的理解。这样的外在表现，反而降低了周围人的戒心。有意思的是，另一些外国专家却经常借故拖延工作，四处游走，瓦特的“可靠”更显突出。
然而，设备安装过程中，我方技术人员发现，部分机器和零件存在被调换的迹象。一些所谓先进设备并不如资料所称，外国人员的工作态度也颇为可疑。只是当时证据不足，无法仅凭怀疑采取行动。
瓦特在兰州停留期间，能够接触到工业布局、交通情况和部分技术信息。对真正的间谍而言，这些公开与半公开资料拼接起来，便可能变成有价值的判断依据。可核工业核心资料不可能轻易带走，如何把信息送出境，成了最棘手的一关。
于是，两只老鼠被装进行李箱。
它们很可能在相关区域活动过，身上沾附的尘埃可以被带出境，再由专业人员分析。通过放射性物质的种类和含量，便能推测核试验的规模、进展以及部分技术水平。这样的办法隐蔽，却并不高明，关键在于检查人员是否会把异常细节放在心上。
瓦特没有想到，机场工作人员没有放过这个细节。
检疫结果出来后，张文奇下令暂缓瓦特离境，并组织人员对其活动展开调查。瓦特面对询问，只说老鼠是临时抓来饲养的，对来源和用途一概不知。单凭两只老鼠，确实不足以形成完整证据链，因此侦查重点很快转向其家属和交往对象。
1967年9月5日，瓦特的妻子在首都机场被拦截。检查人员从她的行李中发现了发报设备、胶卷以及与核试验和西北地区有关的资料。胶卷冲洗后，出现了核工业基地周边地形、兰州军区战备区域和军用机场等内容。
案情由此发生变化。瓦特不再只是一个携带异常动物的外籍人员，而是与一套有组织的情报活动发生了直接联系。
侦查人员继续监听瓦特的通话，发现他多次提到“许林德”。这个人是外国专家组中的负责人之一，持有英国护照，却有美国生活背景。张文奇没有贸然抓捕，而是以技术考察名义前往兰州，与外国专家举行设备问题会议。
会上，许林德讲了不少专业术语，表面上颇有经验。张文奇却注意到，他在兰州期间常独自外出，拍摄禁区附近景物，还多次测量黄河水位。专业身份只是掩护，异常行动才是破案的突破口。
一次交谈中，张文奇故意问道：“你出生在美国？”
许林德没有防备，脱口承认。短短一句话，让他的身份背景露出了破绽。
不久，调查人员截获了寄给瓦特的包裹，里面夹带着要求其制造舆论、甚至以极端方式处理案件的指令。侦查部门判断，许林德可能准备携带情报离境，于是对他的航班、出入境检查和机场接触人员作出周密安排。
1967年12月，许林德乘坐飞机抵达北京。夜间航班落地时，侦查人员已经守候在机场。工作人员从其行李中搜出尘埃标本、微型胶卷，以及数十页没有分段和标点的密写文件。文件上带有特定密写标记，内容涉及核工业和西北军事地理情况。
这批证据，与瓦特妻子携带的材料彼此印证，瓦特和许林德的真实身份终于被确认。案件牵涉外贸项目、外交关系和国家核安全，处理稍有不慎，就可能引发新的纠纷。
12月12日，张文奇通过外贸部门向周恩来报告案情。周恩来明确要求案件继续查清，并注意配合外交和外贸方面的工作。随后，相关批示下达，侦查人员获得了继续推进案件的依据。
两只普通老鼠没有把核机密带出国境，却让一条隐藏在技术合作、外籍专家和秘密通信之间的情报线索暴露出来。真正起作用的，并不是老鼠有多特别，而是机场工作人员在一个看似可笑的异常细节面前，没有选择视而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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