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秋，福建永定牛牯扑村，农民陈添裕正在田间劳作。村干部和邮递员匆匆赶来，递给他一封北京电报：邀请他参加国庆观礼。电报落款，是毛泽东。
陈添裕捧着电报，半天没有说话。二十多年以前，他背过一位重病的红军干部，却不知道那个人就是毛主席。直到后来听人说起，他才明白，自己曾在深山里背出的，是中国革命的重要领导人。
事情发生在1929年。红四军内部经历调整后，毛泽东暂时离开部队，前往闽西特委所在地，协助筹备闽西第一次党代表大会。当时道路艰险，交通极为不便，他没有乘坐工具，而是带着贺子珍徒步赶路。
抵达闽西后，毛泽东化名“杨任之”。不久，他因水土不服患上疟疾，病情反复。为避免目标暴露，地方党组织把他转移到牛牯扑，并在竹林间搭起一座简陋竹屋。
竹屋由竹子制成，桌椅、门窗也多是竹制。毛泽东看到后，曾为住处题写“饶丰书屋”四字，挂在屋前。这个细节看似寻常，却说明当时的革命环境十分特殊：一名重要干部，只能藏在偏僻山村，以普通身份养病。
病情加重后，地方干部请来吴修山诊治。吴修山是当地熟悉山地医药的乡医，经过诊脉，认为病势不能拖延，随即开方抓药。毛泽东服药后有所好转，但敌人也逐渐察觉，牛牯扑一带藏着红军的重要人物。
一天，敌军突然逼近。警卫部队负责阻击，地方赤卫队则赶到竹屋转移病人。担架刚抬出不久，村中已经出现敌情，形势十分紧迫。
陈添裕发现担架难以通过狭窄山道，便把毛泽东背到身上，沿着隐蔽小路向山后奔走。毛泽东身体虚弱，几次表示自己可以坚持。陈添裕没有多说，只回了一句：“山路窄，您不能再走了。”
为了迷惑追兵，他还倒穿草鞋，故意把脚印引向另一处。转移途中，毛泽东的疟疾再次发作，双腿无力，只能伏在陈添裕背上。陈添裕背着他连续赶路，鞋子掉了，脚底被石块和荆棘划破，也不敢停下。
跑出约十里后，陈添裕终于把毛泽东送到相对安全的地方。放下背上的人，他因体力透支倒在地上。贺子珍替他清理伤口，用针挑出扎进脚里的木刺。那时没有宽敞的诊所，也没有充足药品，几根缝衣针，便成了处理伤口的工具。
毛泽东身体稍有恢复后，亲自向陈添裕道谢，并把他的名字记在身边的小本子上。贺子珍拿出三块大洋表示酬谢，陈添裕却不肯收。他认为，红军是为穷苦百姓办事，自己帮忙抬人、带路，不过是出了些力气。
临别时，毛泽东还给陈添裕写下一张字条，告诉他革命成功后可以拿着字条来找自己。陈添裕不识字，只把字条收进衣服内袋。多年辗转之后，这张字条遗失了，成了他心中一直难以释怀的遗憾。
1929年分别后，两人再没有见面。陈添裕后来才知道，自己当年背负的“杨主任”就是毛泽东。到了1953年，毛泽东仍记得牛牯扑的经历，便委托福建方面寻找陈添裕，邀请他到北京参加国庆活动。
遗憾的是，陈添裕当时肺病严重，身体已无法远行，只能让表弟代替自己进京。国庆期间，毛泽东在宴会上向来宾致意，走到陈添裕名下时，发现面前的人并不是记忆中的那位农民。
毛泽东仔细打量后问：“你不是当年背我的陈添裕，我怎么不认识你啊？”
表弟赶忙解释，陈添裕因病未能成行，只托他代为问候。听完之后，毛泽东握住他的手，说自己始终记得牛牯扑，也没有忘记当年帮助过红军的乡亲。
那场山路上的奔跑，留下的并不只是一段个人经历。对于当时力量尚弱、处境艰险的红军而言，地方百姓提供的带路、藏身、治病和转移，往往直接关系到干部和部队能否脱险。陈添裕没有留下显赫职务，却因背着一名病中的红军干部穿过险路，被毛泽东记了二十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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