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思：洛阳纸贵，人无法选择美丑，但可以变得有才华|三都赋|二京赋|咏史|左思|张衡|晋书|洛阳市|班固|陆机

公元280年初夏，天还没亮透，洛阳城的几条大街上已经排起了长队。

不是发什么高回报的理财产品，也不是年宵邮票上市——那时候还没有这些东西。排队的人要买一样在今天看来便宜到不值一提的东西：纸。

那阵子，纸成了洛阳最硬的通货。原来一刀千八百文的纸，一夜之间涨到两三千文。关键是有钱也不一定能买到，得赶早、得拿号。还有不少人干脆骑马坐轿跑到外地去扫货，闹得朝廷一度动了“限购”的念头。

全城抢纸，只因为一篇文章在被人疯狂传抄。文章叫《三都赋》，作者叫左思。

说起左思，有一件事比《三都赋》更有名：他长得丑。

不是那种“不太好看”的丑，是史书专门给他记了一笔的丑。《晋书》说他“貌寝，口讷”——相貌丑陋，说话还结巴。他年轻时照着潘岳的样子出门游逛，结果一群老太太围着他乱吐唾沫。同一个洛阳城，潘岳走在街上，妇女们往他车里扔果子；左思走在街上，妇女们往他身上吐口水。

老天爷给东西，从来不讲道理。有人拿到一张脸，有人拿到一张嘴，有人两样都没拿到，只给了一肚子才气。

脸是爹妈给的，改不了；才气是自己攒的，谁也抢不走。这句话放在今天像鸡汤，放在西晋却是唯一的活路。因为在那个年代，一个寒门子弟能往上爬的梯子，只剩下一根——写文章。

左思站在人群外面，看着自己的心血被抄了一遍又一遍，心里翻腾的不是得意，是一股压了太久的酸楚。他站在那儿，眼泪自己就下来了。

他能走到这一天，路比别人难走太多。他身上有两个致命的先天缺陷，随便哪一个都足以让他一辈子默默无闻。

第一个缺陷，是出身。

左思的父亲叫左熹，最早只是个小吏，一路往上爬，爬到殿中侍御史。官不算小，可在那个年代，这个位置依然属于寒门序列，跟门阀贵族沾不上边。

根不正，苗就红不了。这话听着残酷，却是当时社会的运行规则。更要命的是他生错了时候。魏晋的门阀士族已经把上升通道彻底封死。贵族子弟不想做官都难，寒门子弟再拼命，也摸不到门槛。

这种局面不是一夜之间形成的，得从中国的选官制度说起。

两汉实行的是察举制。地方长官在自己辖区里考察人才，推荐给上级或中央，试用考核合格再授官。这套办法在早期确实管用，汉代涌现的能人，相当一部分是从这条路上来的。

可到了东汉末年，察举制走不下去了。问题出在考核标准上——它考的不是能力，是名声。名声这东西没法量化，只能靠别人说。一旦如此，规则立刻被人玩坏：既然做官靠名声，那就去制造名声。

于是各种政治秀、道德秀纷纷登场。孝顺是最重要的考核指标之一，想出头，就得表现得比所有人都孝顺。

按传统丧礼，父母去世要守孝三年。披麻戴孝三年，规矩就到这儿了。但有人嫌不够，为了显得更孝，干脆不住家里，住进父亲的墓道里。

家里有底子的，坟修得格外大，墓前还留出一条长长的墓道。这些“孝子”名义上睡在墓道中守墓，暗地里却在旁边搭了间房子，通过墓道跟坟墓连通。名义上在守孝，实际上关起门来过正常日子。有人这么守了几年孝，居然还生了几个儿子，最后被人当场揭穿。

靠守孝骗名声的，在当时比比皆是。

察举制走到这一步，已经从选人的制度变成了生产骗子的流水线。但比造假更致命的，是权力被少数人攥在了手里。

东汉中后期，地方的察举权渐渐落进公卿大臣和名门望族的口袋。推荐谁，不看学问，不看品行，只看是不是自己圈子里的人。于是察举的范围越收越窄，被举上来的人越来越名不副实。这套原本用来打破世袭的办法，最后自己蜕变成了变相的世袭。

当时洛阳城里流传着一首童谣，话很糙，句句扎心：

“举秀才，不知书。察孝廉，父别居。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鸡。”

推出来的秀才不识字；荐上来的孝廉不养爹娘；标榜寒素清白的，脏得跟泥一样；号称良将的，胆子比鸡还小。

老百姓的眼睛是最毒的。他们不会去分析制度设计，只看结果——结果就是这四句话。

曹操是个明白人。他打仗用人，等不起这套虚头巴脑的流程，干脆搞“唯才是举”。他下的令很直白：哪怕你品行有亏、名声不好，只要有本事，我就用。这背后还有一层算计：他手底下寒门子弟越多，士族能拿捏他的地方就越少。

可战时的办法治不了太平天下。打天下靠几个谋士就够，坐天下要搭起一整套官僚机器，成千上万个岗位等着填人。靠皇帝一个人慧眼识珠，眼睛看瞎也挑不完。朝廷迫切需要一套标准化的选人机制。

魏文帝曹丕在位时，采纳了陈群的建议，正式推出“九品中正制”。

这套制度的设计其实不算笨。它让中央官员兼任原籍地的州、郡、县中正官，由这些人去察访本地士人，综合德才与门第评出“品”，交给吏部当参考。

中正官手里有三件事要做。第一是考察家世，查父祖辈的资历、官职、爵位高低，把出身背景摸清楚。第二是写行状，也就是对个人品行才能做总体评价，类似今天的品德评语，而且要求字数极少、用词极准。第三是定品，把人才分成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九个等级，作为吏部授官的依据。

定品的原则写得明白：主要依据行状，家世只能作参考。

九品里，二品以上算“上品”，有优先做官的资格；其余都是寒门下品。为什么不设一品？因为一品从来没人拿到过，纯属虚设，挂在那儿当天花板。

谁能进上品？全看中正官一句话。

于是“中正”这两个字，成了整台机器最关键的齿轮。而任何制度都逃不过同一个规律：物盈则亏，法久则弊。

到了西晋，中正之职已经完全被门阀士族垄断。屁股坐在哪儿，脑袋就往哪儿想。品评人才的时候，品行才干基本可以忽略，门第成了唯一的硬通货。上品被士族子弟占得满满当当，史书上留下八个字：“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

换成今天的话说，对士族子弟是“说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对寒门子弟是“说你不行就不行，行也不行”。

晋武帝司马炎在位时，主管官员考核任命的刘毅上了一道奏疏，把九品中正制的弊病一条条拆开给皇帝看，足足列了八条。

一、品级高低跟着家族兴衰、势力强弱走，家道中落，品级跟着掉。

二、各地大中正能力见识有限，根本挑不出才职相符的人。

三、明明定了九个等级，实际操作中却很难坚持，优劣颠倒、高低错乱成了常态。

四、设了中正官却不给奖惩依据，也不许被评的人申诉，中正官可以肆无忌惮，受了冤屈的人连喊冤的门都找不到。

五、中正官不可能跟每个候选人都见上一面，只能靠官府搜集的材料和别人议论，公允无从谈起。

六、考评全凭个人喜好，政绩斐然的被打成低品，政绩平平的反列上品。

七、职位对人才的要求千差万别，按品级取人往往任非所长，按评语取人又受品级限制，两头打架。

八、定为下品说不出缺点，定为上品又说不出优点，评定全靠人情关系，结果就是栽培私党，对国家毫无益处。

这八条，每一条都戳在要害上。刘毅的建议也很明确：彻底改革选人制度，让真正有才的人冒出来。

司马炎看完，没有采纳。

不是看不懂，是不敢动。动九品中正制，等于动整个士族的命根子，而司马家的江山，恰恰是靠着士族的支持才坐稳的。皇帝的座位下面垫着谁的椅子，他就不能拆谁的台。这是政治，无关对错。

于是制度照旧运转，寒门照旧无路。

在这样的环境下，左思的前途，很可能真的只是一场梦。

第一个缺陷是体制给的，他怪不了任何人。那第二个缺陷，就更没法推给社会了——因为他长得实在太丑了。

“郎才女貌”这四个字，听着像是给男人留了面子——女人靠脸，男人靠才，长得丑不算个事。可这话有个前提：你的才得先被人看见。在魏晋那个年代，一个人的才华能不能被看见，第一关偏偏就是脸。

于是左思的丑，不再是茶余饭后的笑料，而成了他人生路上实实在在的拦路虎。

左思到底丑到什么程度？《晋书》只给了两个字：“貌寝”。意思是相貌丑陋，再多的细节一个字都没给。真正把画面补全的，是《世说新语》里的一段记载。

书里先写潘岳：“潘岳妙有姿容，好神情。少时挟弹出洛阳道，妇人遇者，莫不连手共萦之。”年轻时带着弹弓走在洛阳大道上，路上的妇女遇见他，手拉着手把他围住。那个“萦”字不好翻译，总之不是远远看着，是围上来、凑上去、动手动脚，有点占便宜的嫌疑。

接着写左思：“左太冲绝丑，亦复效岳游遨。于是群妪齐共乱唾之，委顿而返。”

他也学潘岳的样子出门走了一趟。妇女确实也围上来了，围得比潘岳那次还严实。只是没有尖叫，没有果子，没有推挤厮打的热闹。有的只是一群老太太齐刷刷的唾沫。最后他“委顿而返”——狼狈到几乎走不回来。

这段记载里最扎心的地方，不在唾沫，而在“效”字。他是照着别人的样子去做的。一个成年男人，看见别人走在街上被追捧，就想着自己也去走一趟——这个动作本身，比他的丑更让人心酸。

那些妇女大概想告诉他一句话：长得丑不是你的错，但出来吓人就是你的不对了。

刘义庆写这一段，本意是为了衬托潘岳的美。用一个人当背景板，手法不算厚道。但这也说明了一个事实：那确实是一个拼颜值的年代。《世说新语》专门设了“容止”一篇，和“德行”“言语”“政事”“文学”并列。把外貌风度和品德、口才、政绩、学问放在同一个层级上打分，这份目录本身就是时代的自白。

而且那还是个帅哥扎堆的年代。潘岳、卫玠、嵇康、裴楷、王衍，一个接一个往外冒。魏晋风气爱品评人物，见一面就要给这个人定个调子。才识学问要慢慢了解，脸却是一眼就能看完的。第一印象占了评分的大头，长得帅就成了硬通货。

比脸更硬的，是门第。

这两样东西，左思一样都没有。所以前面说的那两个先天缺陷，对他的打击是致命的——这不是夸张，是把当时的游戏规则读透了之后得出的结论。

还有一件事雪上加霜：他说话不利落。史书上的说法叫“口讷”。

这件事其实不难理解。容貌把人挡在了门外，脸刷不了，门敲不开，就只能“以闲居为事”，天天猫在家里。人长时间不跟外界打交道，说话的能力会自己往下掉。这不是病，是环境造成的退化。一个少年被吐过唾沫，下一次出门就会犹豫；犹豫得多了，就不出门了；不出门，话就越说越少；话说得越少，越不敢开口。这是一个闭环，而且是自己把自己关进去的。

对一个人来说，这样的人生已经足够黯淡。大多数人走到这一步，也就沉下去了。认命是最省力的选择，反正就这样了，爱怎么着怎么着。

左思没有沉下去。他走的是另一条路：知耻后勇。

这条路的起点，是他父亲左熹给的那一脚。

左熹原本对这个儿子抱过很高的期望。期望越高，失望就越重。左思交出的成绩单实在太难看：长相丑陋、说话结巴暂且不论，读书总该行吧？也不行。学书法，字写得歪七扭八；学弹琴，学了半天连最入门的技巧都没摸到。一晃眼，人已经成年了。

左熹把希望一点点耗光，最后对朋友说了句很重的话：“思所晓解，不及我少时。”我儿子虽然长大了，可他懂的那些道理，还不如我小时候。

这还不算完。此后他经常当着亲朋好友的面说，自己非常后悔生了这个儿子。

这句话的分量，比街上那些唾沫重得多。陌生人的嫌弃可以当作没听见，毕竟自己确实长得不好看。可亲爹当众说不该生你，那是从根子上否定了一个人存在的价值。

面对这种打击，人通常只有两种反应。一种是破罐子破摔，反正就这样了，烂到底也算个结局。另一种是把羞耻感当成燃料，把自己所有的潜能都榨出来，硬生生把路扳回来。

左思选了后一种。

他从此开始苦读。方法笨得不能再笨：别人读一遍，他读五遍，读到真正弄懂为止。没有什么捷径，也没有什么顿悟，就是拿时间往里面填。“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这两句后来成了挂在墙上的标语，可对左思来说，那是他每天实实在在的日子。

日积月累下来，变化悄悄发生了。那个写字歪七扭八、弹琴不成调、出门被吐唾沫的年轻人，慢慢变得博学善写，文采出众。

机会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这话听着像鸡汤，可左思的经历偏偏给它做了注脚。就在他刚刚摸到门道的时候，命运突然给了他一个转折——妹妹左棻被晋武帝司马炎选进了后宫。

这事乍一看挺奇怪：左家是不是把不好的基因全给了左思？倒也不是。左棻的长相，往好听里说是“相貌平平”，说实话也就比左思强那么一点。但这兄妹俩身上有个共同点，而且这个共同点比脸值钱得多——两人都才华横溢。

这就更让人纳闷了。司马炎是出了名的好色，后宫女子多达万人，多到他自己都记不住谁是谁，最后只能搞出“羊车望幸”的把戏：坐着羊车在宫里乱转，羊停在哪儿，今晚就临幸谁。这么一个人，怎么会把一个丑女弄进宫？

答案只有四个字：附庸风雅。

宫里的女人不能全是花瓶，总得有几个能写诗作赋的撑撑门面。皇帝身边有个才女，说出去好听，显得自己礼贤下士、文治昌明。所以左棻进宫，不是去当宠妃的，是去当文学工具的。

《晋书》里的记载把这一点说得清清楚楚：“姿陋无宠，以才德见礼，体羸多患，常居薄室。”相貌丑陋，不得宠幸，靠着才德才被以礼相待，身体又弱又多病，常年住在一间简陋的屋子里。

后面还有一句更直白：“帝重芬辞藻，每有方物异宝，必诏为赋颂。”

司马炎什么时候能想起她？地方上贡了稀奇东西的时候。皇上需要一篇赋、一篇颂来配这件宝物，这才有人去敲她那扇薄室的门。

说白了，她的价值跟一件文房用具差不多——平时搁在架子上，用的时候才拿下来。

对左棻本人来说，这是悲剧。可对左思来说，这是梯子。

因为这一层关系，他们一家从临淄搬到了洛阳。这一步的意义，怎么强调都不过分。洛阳是什么地方？是大晋的都城，是天下的中心，是信息、人脉、资源全部扎堆的地方。一个寒门文人窝在老家，写得再好也无人知晓；进了洛阳，才有被人看见的可能。

这跟今天年轻人挤破头要去北上广是一个道理。宁可在外面漂着，也不愿意回老家安稳过日子。图的不是霓虹灯，是机会的密度。小地方的机会是稀的，大城市的机会有时候是挤出来的，但起码有。左思要是不来洛阳，《三都赋》写出来也只会烂在抽屉里。

到了洛阳，左思给自己定了一个目标：写《三都赋》。

三都，就是三国时代蜀都益州、吴都建业、魏都邺城。这个念头不是凭空冒出来的，他读过班固的《两都赋》，也读过张衡的《二京赋》。读完之后他琢磨出一件事：人家能写一都、写两都，我为什么不能写三都？

更重要的是，他看出了这两篇名作的毛病。气魄确实宏大，辞藻确实华丽，读起来满纸珠玉。但虚而不实，大而不当。铺陈了一堆排比句，到底写了什么，说不清楚。

左思心里憋着一股劲：我要写一篇真的。

这股劲背后，是他前半生积攒的所有委屈。一个长得丑、说话结巴、被父亲当众嫌弃、被老太太吐过唾沫的人，唯一能证明自己的方式，就是做一件别人做不了的事。而且要做就得做到极致，做到让那些靠脸靠门第吃饭的人闭嘴。

就在他信心满满准备动笔的时候，又一个刺激砸了过来。这次来自陆机。

陆机是当时的文学大家，出身江东顶级士族陆家，祖父陆逊、父亲陆抗，都是东吴的名将。要门第有门第，要才华有才华，要相貌有相貌——他就是那个时代所有好运的集合体。

陆机本来也想写《三都赋》。听说有个叫左思的无名之辈居然敢撞同一个题目，他当场就笑了，还给弟弟陆云写了封信。信里有句话后来成了名句：“此间有伧父，欲作《三都赋》，须其成，当以覆酒瓮耳。”

翻译过来就是：这儿有个粗鄙之人想写《三都赋》，等他写完，我拿来盖酒坛子。

这句话的分量，得放在当时的语境里掂量。陆机不是普通文人，他是文坛的裁判之一。他说不行，基本就等于判了死刑。换一个人听到这话，大概率就把笔放下了——何必呢，人家一句话就能把你钉死。

可他遇到的是左思。左思这辈子听过太多否定，早就练出了一层厚皮。别人越瞧不上他，他反而越来劲。羞辱对他来说不是刹车，是燃料。

从那一刻起，左思的生命里只剩下一件事。

左思先去拜见著作郎张载。张载是当时有名的文学家，去过蜀地，写过《剑阁铭》，关于成都的山川形势、风土人情，他是活字典。更要紧的是，张载和左思同病相怜——他也因为长得丑，小时候被顽童追着扔石头。两个被脸耽误过的人坐在一起，话不用绕弯子，直接就能说到深处。

光靠问人不够，还得查资料。左思主动申请去做秘书郎。这个官不大，管的是国家图书经籍，相当于拿到了一张“国家图书馆”的一卡通。他把蜀都、吴都、魏都的历史、地理、物产、风俗，一条一条地抄，一处一处地核对。他要写的不是想象中的都城，是能对上账的都城。

然后就是闭门谢客，埋头苦写。

家里的门口摆着笔和纸，院子里摆着笔和纸，连厕所里也摆着笔和纸。想到一句，马上记下来，生怕一转身就跑了。十年时间，他没有第二件正经事。

十年磨一剑。凝集着左思全部才华和心血的《三都赋》，终于横空出世。

没有人能随随便便成功，这句话放在左思身上尤其残酷。文章写好了，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接下来还有一道更难的关卡：怎么让人看见。

今天的人写东西，往网上一发，几秒钟就能被几万人读到。西晋没有印刷术，一篇文章要流传，只能靠手抄；而手抄的前提，是有人愿意为你抄。这就意味着，一个无名之辈的作品，必须先经过某个有名之人的手。

于是左思只能抱着自己的稿子，一家一家去拜码头。

结果可想而知。文学圈里的权威们听说作者是个没名气的寒门，连翻都懒得翻。有人随手翻了几页，就把《三都赋》说得一无是处。这不是针对内容，是针对人。在那个年代，文章的价码是先看作者的门第和名声，再决定值不值得读。顺序反了，写得再好也是废纸。

十年心血，眼看就要烂在抽屉里。

左思没有退。他退得起吗？他这辈子所有的本钱都押在这篇东西上了。而且他心里有底：这篇赋不比班固的《两都赋》差，也不比张衡的《二京赋》差。班固、张衡写的是想象里的都城，他写的是核对过账本的都城。这份底气，是别人一句话否定不掉的。

但他也明白一个现实：好东西不会自己长腿跑出去，得有人替它背书。

于是他托了各种关系，终于见到了张华。

张华是当时的文坛重臣，官做得大，文章也写得好，更重要的是他肯替年轻人说话。他拿到《三都赋》，不是扫一眼就放下，而是逐句读，读完又问左思为什么要写、怎么写的、这十年是怎么过来的。听着听着，他被这个人的韧劲打动了，再读下去，又被文字本身打动了，到后来竟不忍释手。

张华说了一段很关键的话：“文章非常好！那些世俗文人只重名气不重文章，他们的话是不值一提的。”

这句话点破了整个事情的荒诞：那批说《三都赋》不好的人，根本没认真读。他们的判断依据是作者是谁，而不是写了什么。在一个靠名声定价的市场里，真货也会被标成假货。

接着张华给出了具体的破局办法：“皇甫谧先生很有名气，而且为人正直，让我和他一起把你的文章推荐给世人。”

这就是关键一步。找对人，比找一百个人都有用。皇甫谧看了之后赞不绝口，欣然为《三都赋》作序。这还不算完，他又请张载给《魏都赋》作注，请名士刘逵给《吴都赋》《蜀都赋》作注。

注意这个动作的分量。一篇赋，配一篇序，再加三篇注——这在当时就是一套完整的出版配置。序是推荐语，注是学术认证。有了这两样，《三都赋》就不再是一个寒门文人的自嗨，而是一件被权威盖章的文化产品。

刘逵在注里替左思鸣不平，写了一句到今天还管用的话：“世人常常重视古代的东西，而轻视新事物、新成就，这就是《三都赋》开始不传于世人的原因啊。”

贵古贱今，这四个字把历代文人的处境说透了。活人永远斗不过死人，因为死人的名声已经固化，评价起来没有风险；活人的东西一旦夸错，是要担责任的。所以大多数人宁可夸古人，也不肯捧新人。左思撞上的就是这堵墙。

墙一旦被凿开一个口子，后面的事就快得吓人。

《三都赋》先在名士的朋友圈里传开，你抄一份，我抄一份，转着圈地传。

紧接着，连当初讥笑左思自不量力的陆机，读完之后也从心底叹服，承认自己超不过左思，干脆放弃了写《三都赋》的念头。

这一笔特别有意思。陆机是什么人？江东顶级士族，祖父陆逊、父亲陆抗，才华相貌门第样样占全。他当年说要把左思的赋拿来盖酒坛子，那是居高临下的判决。可判决被作品本身推翻了。在硬功夫面前，门第和脸面都不管用。陆机认输，等于给《三都赋》盖上了最后一枚章——连最不可能服气的人都服气了。

然后就是全城抢纸。洛阳的豪门贵族、读书人争相传抄，《三都赋》从一篇没人要的手稿，变成了全城最抢手的硬通货。纸价一夜翻倍，朝廷甚至动了限购的念头。“洛阳纸贵”这四个字，从此成了中国文学史上最出名的营销案例。

一代丑男左思，就此扬眉吐气。

变化来得直接又刺眼。以前围着他吐唾沫的那些人，现在换上了崇拜的眼神；以前避而远之的那些人，现在把他当上宾。连当朝权臣贾谧都亲自出面，请他来讲《汉书》。

贾谧不是一般人物。他是晋惠帝皇后贾南风的亲外甥，贾南风当政，他在朝中的地位自然显赫。这位文艺青年以自己为中心攒了一个文人圈子，一共二十四个人，常年在金谷园聚会，号称“金谷二十四友”。美男子潘岳、文学大家陆机陆云兄弟都在其中，靠着《三都赋》声名鹊起的左思，也被吸收进了这个组织。

这一步，是左思人生里唯一一次站进权力圈。也是他后来唯一一次走错路。

好景不长。贾南风在宫廷内乱中被杀，作为同党的贾谧身首异处，“二十四友”星散各地。

左思没有跟着乱。他决定退居宜春里。

这个人骨子里从来就没想在权力场上当风云人物。写《三都赋》的那十年，逼着他一头扎进典籍里，反倒养出了一种癖好：每天读读书，心里就安静。他越来越喜欢这种日子。

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退居宜春里之后，一切都静下来了。无丝竹之乱耳，无案牍之劳形。后来八王之乱越打越凶，他干脆离开洛阳，搬到冀州安家，每天专注批阅典籍。再后来齐王司马冏召他做官，他以有病在身婉言谢绝。

这个选择救了他的命。

回头看“金谷二十四友”那份名单，喜欢掺和的潘岳、陆机，最后都死得很惨。潘岳五十三岁伏法东市，陆机也在后来的战乱中被杀，临死前叹“华亭鹤唳，岂可复闻”。只有左思躲开了这场血雨腥风。几年后，他在冀州因病去世，平平安安地走完了一代丑男的逆袭之路。

他这一生，开局是最差的牌：丑、结巴、寒门、被亲爹当众嫌弃。可他硬是用十年时间，把这副牌打成了一场全城抢纸的奇迹；最后又用一次及时的抽身，保住了别人求都求不来的善终。

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把左思推上神坛的是《三都赋》，可在不少后世文人眼里，他真正立得住的作品是另一组诗——《咏史》八首。

这个判断并不苛刻。《三都赋》靠的是功夫：十年时间，跑地方、查典籍、核对物产风俗，把一个寒门文人能吃的苦全吃了一遍。它赢在扎实，赢在真实，赢在班固和张衡没做到的那份“对得上账”。可它终究是一篇赋，赋的写法决定了它必须铺陈、必须夸饰、必须堆砌辞藻。它的价值有一半是时代给的——洛阳纸贵，贵的是纸，不是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