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年深秋，她丈夫宋治业从外面带回来一个女人。
女人三十出头，皮肤白净，低着头站在门口，叫了一声姐姐。
宋治业说这是医院里认识的，帮过不少忙，咱爹想认她做个干闺女。
贾玉芳心里不是没有咯噔一下，但她看着丈夫那张坦坦荡荡的脸，又觉得可能是自己想多了。
她点了头。
王艳就这样住进来了。
手脚麻利，嘴也甜，没几天就把家务料理得井井有条。
贾玉芳甚至一度觉得，有个人搭把手也挺好。
那是1997年。
两年后的冬天，贾玉芳死在自家卧室里，是被王艳用绳子勒死的。
动手之前，宋治业跟王艳在燕庄那套出租屋里把细节反复商量了将近一个月。
方案是宋治业定的：他先请假回老家制造不在场假象，王艳趁贾玉芳独自在家时动手，事后把现场弄乱，做成外人闯入强奸杀人的样子。
王艳负责执行，宋治业负责善后。
在这将近一个月里，他们在贾玉芳面前一切照旧，姐长姐短，家里有说有笑。
贾玉芳没有任何察觉。
王艳是黑龙江人，离了婚，从东北跑到郑州讨生活。
她在一家印刷厂当临时工，那家印刷厂恰好归宋治业的单位管。
宋治业那会儿是河南省人大行政处副处长，手里有点实权。
两个人认识之后，关系很快就越了界。
为了能长期往来又不引人注目，宋治业编出了“干妹妹”那套说法，把人领进了家里。
没多久，他又把自己名下两套房子的钥匙都交到了王艳手上，还在外面给她另租了一套房，空调电视沙发一样一样往里搬。
王艳原本在省人大会堂做临时工，一个月挣四百，宋治业帮她调进了业务科，工作清闲，待遇也涨了。
她的叔叔婶婶从东北来郑州看病，住了一个多月，医药费她全包，临走还塞了两千块钱当路费。
亲戚直夸她在外面有出息。
没人知道这些钱没有一分是她自己挣的。
这一切贾玉芳全被蒙在鼓里。
1998年冬天她因子宫肌瘤住院，王艳守在病床前端药喂饭洗衣服，样样不落。
贾玉芳拉着她的手说妹妹辛苦你了，王艳笑了笑说应该的。
第二年五月三个人去紫金山公园，宋治业和王艳并肩走在前面，贾玉芳一个人落在后面。
拍照时她拉着丈夫想拍张合影，宋治业摆摆手说三个人拍就行。
照片洗出来，王艳的胳膊几乎贴着宋治业的胳膊。
贾玉芳把照片收进了抽屉最底层。
儿子高考那阵子，王艳说去买面条，去了很久，中午拎着面条回来的却是宋治业，两个人一前一后进门，神色自然。
贾玉芳站在厨房门口，什么也没说。
她不是没起过疑心。
邻居提醒过她，弟弟来看她的时候也问过是不是跟姐夫闹矛盾了。
她只说带毕业班太累了。
儿子刚考上大学，丈夫是处级干部，这个家在外人眼里体体面面，闹开了就散了。
她以为忍能换来太平。
她不知道，在她托人给王艳介绍对象、做一桌子菜请男方来家相亲的那些日子里，宋治业和王艳已经在商量怎么让她永远闭嘴了。
案发之后警方只用了三天就破了案。
第一个发现不对劲的是一个邻居——宋治业说他母亲生病回了老家，但核实发现他当天根本没有离开过郑州。
现场虽然被翻得很乱，现金和首饰一样没少。
而第一个赶到现场的王艳，面对询问时对当晚行踪的描述前后矛盾。
两人被带进审讯室以后很快就交代了。
宋治业说主意是他出的，王艳说人是我杀的。
法庭上两个人都在哭，说对不起贾玉芳，说对不起儿子。
但贾玉芳没有机会说对不起了。
她那年四十六岁，带完最后一届毕业班，班上学生的成绩是全校最好的。
她没能看到儿子大学毕业。
案件审结之后，河南省人大以此为反面典型，在机关内部搞了一次作风整顿。
宋治业的经济问题也一并被翻了出来——他和单位出纳合谋侵吞公款，数额很大，出纳后来被判了死刑。
而贾玉芳的儿子，那个在南京读大学的年轻人，一审开庭时坐在旁听席最后一排。
父亲被法警带进来的时候他没有抬头，从头到尾没说一句话，没掉一滴泪。
此后很多年，他再没有在郑州的亲友圈子里出现过。
贾玉芳不是没有察觉。
那张照片里王艳紧挨着丈夫的胳膊、那个被丈夫拎回来的面条袋子、那些邻居欲言又止的提醒——她都看见了，也听懂了。
但她选择了忍。
忍到儿子高考结束，忍到怀疑变成确信，忍到绳子勒在脖子上。
她以为忍能换来太平，结果忍换来的是一条绳索。
对此，你们有什么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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