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时间回到一九九五年。
天津，河北区，一条街，街口一家台球厅。
“谁的场子。”
“加代的。”江林说，“两年前盘下来的。”
“谁看着。”
“一峰。”
一峰是丁建带出来的人。个子不高，左手小指短一截。
“手怎么了。”
“早年在广州一个场子里让人踩的。”江林说，“那年他十九。”
台球厅在三楼，一楼是百货，二楼是理发。
一九九五年，天津一张英式案子一千二到一千八。厅里八张，六张新的，两张旧的。
“一张台一小时多少钱。”
“两块五。”一峰说，“晚上人多，得排队。”
“一天流水多少。”
“好的时候三百。”一峰说，“差的时候一百八。”
“看场的拿多少。”
“八百一个月，包吃住。”
“街面上的规矩呢。”
“这条街上四家玩的，谁家的客人谁家招呼。”一峰说，“不串场，不抢客。”
“谁定的。”
“早年的老人定的。”一峰说，“后来谁也没改。”
“这厅是怎么来的。”
“一九九三年盘下来的。”江林说，“上一家老板欠了赌账，把厅顶给了加代。”
“顶了多少。”
“一万八。”江林说，“八张案子，加两年的房租。”
“加代为什么要。”
“这条街在火车站后头，人来得多。”江林说，“厅不挣什么钱，是个落脚的地方。”
“一峰什么时候来的。”
“厅一开他就来了。”江林说，“加代让他看着，一个月八百。”
这条街上还有一家百货，一家茶馆。茶馆老板姓周，六十多，早年在码头上管过事。
“街面上的事谁管。”
“没人管。”江林说，“周老板管一半。”
“他管什么。”
“谁家跟谁家有了口角，先到他茶馆里坐一坐。”江林说，“坐完了，多半就算了。”
“崔大眼去不去。”
“去。”江林说，“他去的时候，坐最外头那张桌。”
崔大眼在这条街上有两个场子。街东头一个录像厅，街西头一个游戏厅。
“崔大眼多大。”
“三十四。”江林说，“眼睛大，街面上都叫他崔大眼，真名没人叫了。”
“他手下多少。”
“平时七八个，起事能叫来二十。”江林说，“都是本地的，有的上过班，有的没上过。”
“他有什么底。”
“没什么底。”江林说，“就是本地人，比他大的他都叫哥。他不动老的，老的不动他。”
十一月八号，晚上八点半，厅里满台。
崔大眼带进来八个人。
“占台。”
“几位。”
“八位。”
“那边两张空着。”
“就要这一张。”崔大眼说，“这张手顺。”
那张台边上坐着四个中学老师，每周三来。
“几位，不好意思。”崔大眼的人说，“换个地方。”
“我们打了半场了。”
“半场算谁的半场。”
两个老师站起来，杆子往架子上一搁，钱搁在台边上。
“这钱不用了。”一峰走过去，“几位下回来，我请。”
客人走了。
崔大眼把杆子拿起来，在台边上敲了两下。
“一峰。”
“崔哥。”
“你会不会说话。”
“我说了什么。”
“你刚说下回来你请。”崔大眼说，“你请，你拿谁的钱请。”
“我自己的。”
“你自己的钱，是这个厅的。”
一峰没接。
“这个厅，往后我来。”
那天晚上，一峰把事报给了江林。
“他砸东西没有。”
“没砸。”
“他打人没有。”
“没打。”
“占台那晚，打到几点。”
“打到十二点。”一峰说，“一根烟没买，一杯水没点。”
“钱给了没有。”
“给了二十。”一峰说，“还说是按四个人的钟头算的。”
“那就先不动。”江林说，“我明天去一趟。”
第二天下午，江林请崔大眼在街口那家馆子吃了顿饭。
“哥，我替一峰赔个不是。”
“赔什么。”
“话没说好。”
江林带了烟带了酒，另外封了一个红封。
“多少。”
“六百。”江林说，“不算什么，就是个意思。”
崔大眼把红封拿起来，掂了掂，揣进兜里。
“行。”他说，“这事算了。”
“往后这条街上，各做各的。”
“各做各的。”崔大眼说。
那天晚上，江林给加代打了电话。
“哥，天津的事，我请崔大眼吃了顿饭。”
“花了多少。”
“红封六百，加一桌酒，八百多。”
“他收了。”
“收了。”江林说，“他说算了。”
“原话怎么说的。”
“原话是，行，这事算了。”
加代在电话那头停了一下。
“六百块钱买三天。”他说，“你盯紧点。”
“我盯着。”
第三天，夜里十点，厅里还有三张台有人。
崔大眼来了二十个人。
进门不说话。四个人一人提一根杆子，走到案子跟前。
“都出去。”
客人没动。
“出去。”
客人走了，剩下的三张台也停了。
一峰从柜台后头出来。
“崔哥，昨天不是说好了。”
“说好了什么。”
“各做各的。”
“我今天来不是说事的。”崔大眼说，“我来打球。”
他把手里的杆子往案子上一扔。
杆子在台呢上划开一道口子。
后头那几个人一人一张，把两张案子掀了。
案子翻在地上，球滚了一屋子。
“崔哥，这两张案子是厅里的。”
“厅里的。”崔大眼说，“厅是谁的。”
一峰被人从后头抱住，按在案面上。
按着头往台呢上磕了两下，胳膊被别到背后别了半分钟。
一峰没喊。
“松开。”
人松开了，一峰趴在案面上，胳膊垂着。
走的时候，崔大眼在门口回了一下头。
“三天。”他说，“三天之内，这条街换人看。”
一峰给江林打电话的时候是夜里十一点。
“哥，厅砸了。”
“人怎么样。”
“胳膊别了一下。”
“东西呢。”
“两张案子掀了，台呢划了口子。”
“他留话了没有。”
“留了。”一峰说，“三天之内，这条街换人看。”
江林给加代打电话。加代在北京。
“人在哪儿。”
“天津。”
“你连夜去。”加代说，“别带人，先看人。”
“哥，你呢。”
“我这边有一桌谈了一半，走不开。”加代说，“明天到。”
“到了怎么办。”
“先看人，看东西，看那个人。”
“看完呢。”
“看完给我打电话。”
加代是第二天晚上九点到天津的。
厅里没开灯，一峰在门口等着，胳膊上吊着一条布带。
“伤怎么样。”
“没事。”
“案子呢。”
“后头搁着。”一峰说，“台呢划开了，修不上。”
加代进去，把卷帘门推上去一半，开了灯。
八张案子，两张翻在地上。
他走过去蹲下来，把那两张案子的台呢掀开一角，手在木头上摸了一遍。
“换一张台呢多少。”
“一百二。”
“案子呢。”
“一张一千三。”一峰说，“这两张是旧的，盘的时候算八百。”
加代站起来，走到窗口。
窗外那条街，东头崔大眼的录像厅亮着灯，门口蹲着两个人。
“他那个厅一天进多少人。”
“一百多。”江林说，“一张票两块，一天两百多。”
“游戏厅呢。”
“游戏厅流水大。”江林说，“一天四五百。”
“他一个月从这条街上收多少。”
“两千五到三千。”江林说，“这条街上的看场钱，他占一半。”
加代在窗口站了一会儿。
“哥，回不回。”
加代没答，把烟摁在窗台上。
第二天早上八点，七台车从北京方向进了天津。
“多少人。”
“四十二个。”左帅说，“车停两头，人下来分批走。”
“家伙呢。”
“后车厢里。”
“别露。”加代说，“今天是来要账的，不是来砸场子的。”
“要账带四十个人。”
“账得有个人听着。”加代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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