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陕西子洲县一条通往村庄的土路上，刚从朝鲜战场回国的王扶之，坐上了一辆陌生老人赶的牛车。老人热情健谈，问他从哪里来，在哪儿当兵，又为何多年不回家。王扶之一一回答，却始终没有想到，车夫正是自己苦寻多年的父亲。
这场重逢，之所以令人唏嘘，并不只是父子十八年未见，更因为两个人一路闲聊，竟然都没有认出对方。一个已经从陕北少年变成了身经百战的军人，一个则被岁月和劳作压弯了腰。
1923年9月24日，王扶之出生在陕西省子洲县三眼泉楼砭傅家新庄。家境贫寒，五岁时母亲去世，家中只剩下爷爷、父亲和他相依为命。后来爷爷也离世，父亲只能外出做工，年幼的王扶之便靠放牛、做短工勉强生活。
父亲虽然没有多少文化，却知道读书的重要性。他四处求人，把儿子送进私塾。可王扶之只读了三个月，家里便实在供不起了。那几个月学到的《三字经》《百家姓》，成了他后来识字、学习和走上军旅道路的起点。
1935年，红军在陕北活动日益频繁。王扶之看到，红军和那些欺压百姓的军队不同，不仅不随意拿群众东西，有时还帮助老人干活。穷苦出身的他渐渐明白，自己想改变命运，不能只靠给地主放牛。
那年，十二岁的王扶之向父亲提出参加红军。父亲沉默了很久。战场危险，做父母的谁愿意让孩子去冒险？可家里年年歉收，父子俩租种的土地连肚子都填不饱。思量再三，父亲点了头。
到了报名处，王扶之谎称自己十七岁。他个子已经长到一米六，又因常年劳作显得比实际年龄成熟，竟顺利进入红二十六军少共营。营里大多是十五六岁的少年，他年纪最小，却从不偷懒，也从不掉队。
当时部队武器紧张，少共营许多人只能轮流使用枪械。王扶之起初领到的，是一支梭镖。有人对他说：“别小看它，这就是你的家伙。”他把这句话记在心里，训练时格外用力。
劳山战斗发生在1935年10月。红军在劳山一带伏击东北军，战斗十分激烈。由于前线兵力紧张，少共营也被投入战斗，担负夺取小高地的任务。
敌军起初并未把这些少年放在眼里，阵地上甚至传来嘲笑声。王扶之和战友从侧翼冲上去，趁敌人防备松懈，他用梭镖抵住一名敌人的要害，大喊：“缴枪不杀！”对方最终放下武器，王扶之也夺得了人生中的第一支枪。
这次经历让他懂得，战场上不能只看年龄和装备。胆量、判断和执行力，往往决定一场近距离交锋的结果。此后，他被调到部队担任联络工作，又进入测绘训练班学习。因为识字、肯钻研，年仅十三岁的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抗日战争时期，王扶之在新四军第三师工作，后来成为作战参谋。当时师长黄克诚高度近视，长途行军骑马颠簸不便。王扶之缴获一辆自行车后，主动练习骑车，后来常常让黄克诚坐在后座，自己蹬车随部队行动。
车轮转动之间，两人的谈话也多了起来。黄克诚问他对原部队有什么看法，王扶之没有绕弯子，只说：“能打仗，就是有些骄傲。”这句评价很直接，却切中了问题。黄克诚随后推动相关部队整顿，王扶之也因此得到进一步培养。
1943年，日军对盐阜区进行扫荡，新四军需要安全转移。王扶之曾代表黄克诚前往华成公司，与掌握地方武装的负责人交涉。他说明部队纪律和抗日立场，争取对方放行，最终保障了部队通过关键地段。
解放战争中，王扶之随部队转战东北、华北和华中南多个战场，担任过营长、作战科长、副团长等职务。多年行军作战，他从未回过陕西老家。父亲只知道儿子参加了红军，却不知道他究竟去了哪里，也不知道是否还活着。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后，王扶之任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三十九军第三四三团团长，随部队入朝作战。11月初，第三四三团在龙头洞一带担负阻击任务，目标是切断敌军增援云山的道路。
战斗中，王扶之判断必须抢占185.5高地。他命令部队轻装突击，九连官兵冒着炮火向山顶推进。连长、指导员相继牺牲后，敌军开始反扑，王扶之亲自赶到前沿重新部署，以一营坚守正面，三营从侧翼配合，二营作为预备队。
美军骑兵第一师第五团凭借坦克和空中支援发动进攻，第三四三团没有坚固工事，仍连续击退敌人。夜幕降临后，王扶之又组织部队突袭龙头洞附近敌军阵地，经过近距离战斗，歼灭其一个连，打乱了敌军增援云山的计划。
从朝鲜战场回国后，王扶之终于踏上归乡路。他没有惊动地方干部，提前下车，独自步行十几里。正走着，一名赶牛车的老人招呼他上车。王扶之推辞不过，只好坐到车上。
老人不断问：“你从哪儿回来？”“朝鲜。”“也是咱们这里出去的兵？”“是，十二岁就参加红军了，一走就是十八年。”
听到这里，老人叹了口气，说自己的儿子当年也是十二岁参军，离家后再没有消息。说着说着，他又问王扶之叫什么名字。王扶之报出姓名，老人顿时愣住了。
到了村口，王扶之跳下牛车，转身喊道：“爹，我就是你的儿子！”
老人望着眼前高大的军人，久久没有说话。十八年前，儿子还是个放牛娃；十八年后，那个熟悉的面孔已经被战争、行军和岁月彻底改变。直到王扶之一把抱住老人，父亲才认出，这是自己日夜惦记的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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