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4年秋，北京解放军总医院，病床上的彭德怀已经清楚地意识到，自己的身体可能撑不了多久。他没有把话题停留在个人病痛上，而是反复念叨几名曾经跟随自己的工作人员，其中就有警卫员景希珍。
彭梅魁后来回忆，伯伯当时交代得很具体：如果组织上归还他的存款，要从中拿出一部分，分别交给景希珍、綦魁英和赵凤池。说到景希珍时，彭德怀特别说明，这名警卫员家中孩子多，妻子又长期患病，日子过得并不宽裕。
这笔钱并非临终前突然起意。早在1966年夏天，彭德怀住在成都永兴巷七号时，就曾把景希珍叫到身边谈话。那时两人已经相识多年，景希珍从1950年起担任他的警卫员，跟随他经历过抗美援朝，也陪着他来到西南参加三线建设。
院子里天气闷热，彭德怀坐在外面乘凉，手里摇着芭蕉扇。他没有绕弯子，直接告诉景希珍，自己准备拿出三千元，帮助他的家庭渡过难关。景希珍听后十分不安，认为彭德怀平日生活俭朴，这些钱来得不容易。
“彭总，这钱我不能收。”
彭德怀却摆了摆手：“别推了，按我说的办，就算执行命令。”
景希珍只好将钱存入附近的储蓄所，存期三年。那时他并没有完全明白，彭德怀为什么会在一个普通的夏夜，突然谈起这样的安排。多年以后再回想，才逐渐体会到其中包含的告别意味。
景希珍与彭德怀的关系，早已超过一般意义上的工作搭档。抗美援朝期间，彭德怀军务繁忙，仍抽时间教他识字。景希珍收到未婚妻张玉兰的来信后，彭德怀不仅认真看信，还提醒他及时回信，并替他改正文字上的错误。
1952年，彭德怀回国治病，批准景希珍回乡探亲，还特意叮嘱他，婚姻大事要和张玉兰商量，不能只听家里安排。景希珍回乡后，按照彭德怀的意见与未婚妻沟通，随后办理了婚事。对一个出身贫寒的年轻警卫员来说，这种关照并不只是生活上的帮助，也改变了他处理家庭问题的方式。
1965年11月28日，彭德怀从北京前往成都，参加西南三线建设工作。临行前，他曾劝身边工作人员另作安排，不必继续跟随自己。景希珍没有离开，仍与司机赵凤池、秘书綦魁英一同陪伴左右。
在四川期间，彭德怀经常深入厂矿调查。1966年4月，他到永川花果山煤矿连续考察三天，和工人同吃食堂饭，详细询问井下生产、安全、工资以及生活保障。听说职工家属开荒种菜，他连声称赞，认为这是靠自己解决实际困难的办法。
一次座谈结束后，彭德怀得知工人们为参加谈话耽误了工作，竟准备拿钱补偿一天工资。工人代表赶紧解释，参加座谈的工资照发，他这才作罢。景希珍长期在旁边观察，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彭德怀对群众的关心，不是停留在口头上的客套，而是落实到一顿饭、一笔工资这样的细节里。
彭德怀也不允许身边人为自己制造特殊待遇。成都住处附近有一座小礼堂，起初放映电影时，常常只为他单独放映。彭德怀知道后很不高兴，认为这样做会让自己脱离群众。他对景希珍说：“要是总给我特殊安排，我就不看了。”
景希珍随后将情况报告组织。经过研究，小礼堂恢复正常放映，干部、职工都可以购票入场。后来彭德怀看到礼堂里坐满了人，心情反而十分舒畅。对他来说，和普通人一起看场电影，也是一种不应被剥夺的日常生活。
1974年，彭德怀在北京治病期间留下嘱托，请彭梅魁代为处理相关事项。他提到，景希珍一家曾长期关心自己，原先给出的三千元又因故无法使用；如果组织上归还存款，就再给景希珍三千元，并照顾綦魁英、赵凤池等人的生活。
彭德怀于1974年11月29日逝世，终年七十六岁。此后数年，关于他的遗产并未立即处理。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相关历史问题得到重新评价，中央有关部门赴成都落实政策，并补发了应有的工资。
彭德怀的遗留财物，主要包括工资、稿费和个人物品。浦安修受托处理时，与彭梅魁、彭钢等人共同商议：部分书籍留作纪念，手枪及具有展览价值的物品交国家有关机构，其他生活用品分别处理。按照遗言，三千元最终交到了景希珍手中。
那张存单和这笔钱，记录的不只是一次经济上的接济，也保留着一名老战士对部属家庭处境的牵挂。景希珍后来多次回忆此事，每逢彭德怀忌日和清明节，他与赵凤池等人仍前往八宝山革命公墓祭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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