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10月19日，鸭绿江边，彭德怀率中国人民志愿军跨江入朝。江面并不宽，身后却是刚刚建立的新中国。对这支部队而言，前方不是一场普通的边境冲突，而是一场必须慎重应对的国家安全危机。
当时，外界普遍不看好中国。新中国成立时间不长，工业基础薄弱，空军和海军几乎处于起步阶段，陆军装备也远不能同美国相比。更让旁观者感到悬殊的是，中国要面对的并非单独一支部队，而是以美国为主导的联合国军，以及得到支援的韩国军队。
朝鲜半岛的分裂，源于日本战败后的大国安排。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美苏以北纬三十八度线为界，分别接受日军投降。原本同文同种的朝鲜人，被置于两个政治体系之下。1948年，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和大韩民国先后成立，半岛分裂由临时安排变成了现实对峙。
边境摩擦很快升级。1949年至1950年上半年，三八线附近冲突频繁，双方都在寻求改变局面。1950年6月25日，朝鲜人民军越过三八线南下，战争正式爆发。数日后，汉城失守，美国决定介入，并推动联合国通过相关决议，组建以美军为核心的联合国军。
战局的变化极快。美国及其盟友拥有制空权、远程火力和完善的后勤体系，朝鲜人民军很快被压向半岛南部。9月，美军在仁川登陆，朝鲜人民军的进攻态势被扭转，联合国军随后越过三八线，继续向北推进。
有意思的是，真正让北京下定决心的，并不是半岛内部的胜负，而是战火不断逼近边境。鸭绿江对岸的城市和铁路遭到轰炸，联合国军大部队朝中朝边境推进。中国方面多次发出警告，希望战事不要越过三八线，但这些信号没有得到足够重视。
彭德怀到北京后，曾向毛泽东汇报前线形势。毛泽东问：“如果敌人到了鸭绿江边，东北还能安稳吗？”彭德怀回答：“不能坐等战火烧过来。”这几句简短的话，背后是极其艰难的判断：出兵意味着承担巨大风险，不出兵则可能让新中国失去战略缓冲。
1950年10月8日，毛泽东签署命令，组成中国人民志愿军，彭德怀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10月19日，志愿军主力秘密渡过鸭绿江。10月25日，志愿军在温井一带与南朝鲜军队接战，抗美援朝战争中的第一次战役由此展开。
志愿军没有同对手拼装备，而是利用夜暗、山地和穿插迂回，尽量避开敌军火力优势。第一次战役结束后，联合国军被迫后撤。11月下旬，志愿军发动第二次战役，将战线重新推回三八线以南，收复平壤，随后又解放汉城。
这两次战役的意义，不只是夺回几座城市。此前，美国军政人士曾设想在圣诞节前结束战争，认为中国缺乏现代战争能力，不会真正大规模介入。志愿军的行动打破了这种判断，也使许多国家意识到，中国并不是可以随意施压的对象。
当然，战场并非一路顺利。志愿军在长津湖地区遭遇严寒和强敌，部队承受了极为惨重的伤亡；在第五次战役后，战线逐步稳定于三八线附近。此后，双方从大规模运动战转入阵地战，争夺高地、坑道和交通要点，战争变得更加持久，也更加残酷。
从兵力看，中国前后投入志愿军及支援力量约数百万人次。联合国军方面，美国军队是主力，英国、加拿大、土耳其、澳大利亚等国也派出作战部队，另有多个国家提供医疗支援。表面上是多国联军对阵中国，实际上还存在空中力量、机械化装备和海上运输方面的巨大差距。
可在这种条件下，志愿军仍把战线稳住了。1951年夏以后，双方围绕阵地反复争夺，谈判也时断时续。美国希望以军事压力换取更有利的停战条件，中国则坚持维护基本安全利益。战争没有出现所谓的单方面胜利，却也没有按照美国最初设想迅速收场。
1953年7月27日，《朝鲜停战协定》在板门店签署，朝鲜战争大规模战事停止。停战线大体回到三八线附近。中国付出了巨大人员伤亡和经济代价，却证明了新中国能够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同拥有强大工业和军事体系的对手长期作战。
战前，许多国家把中国视作贫弱、落后的新政权，甚至等待它在战场上陷入困境。战后，外交辞令开始改变，亚洲各国对中国的判断也随之调整。新中国没有凭借一纸声明改变处境，而是用三年多的战斗，把自己的分量打了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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