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夏天，北京十三陵水库工地，周恩来挽着衣袖，试着挥镐挖土。右臂已经不能像常人那样伸展，他落镐不准，扬锨也使不上力，独轮车推了几步，车身便歪向一边。
工地同志见状，劝他做些轻活。周恩来没有接受，仍要求参加劳动。警卫员赵杰只好想办法陪着他干，既不能让总理闲着，又得防止伤臂再次受累。这件小事，恰好让人看见那条弯曲右臂给他留下的长期影响。
那不是姿态，更不是习惯。
1939年7月10日，延安杨家岭附近，周恩来骑马前往中央党校作报告。延河水势较大，车辆难以通过，他与警卫人员等人改骑马前行。途中，一匹受惊的马突然改变方向，撞上了周恩来所骑的马，他从马背上摔了下来。
危急之中，他本能地用右手护住头部。头部保住了，右臂却重重支在地面，肘部及前臂遭受严重骨折。警卫人员把他扶到中央党校，他忍着疼痛作完报告，才接受进一步处理。
这件事后来没有被大肆张扬。对外说明中，周恩来只说自己骑马不慎受伤，担心远在重庆工作的邓颖超牵挂，也只是托人转告伤势不重。以他的性格，工作不能因个人伤病停下，家人也不愿因此分心。
延安当时医疗条件有限。印度援华医疗队的柯棣华、爱德华和巴苏等医生参与会诊，延安方面也组织医务人员进行救治。右臂固定后，周恩来很快开始练习用左手写字，批阅文件、起草电文，日常工作并未真正中断。
一个多月后，医生发现骨骼愈合情况并不理想，右肘已经出现僵硬，手臂肌肉也有萎缩迹象。若继续拖延，伸展功能很可能难以恢复。毛泽东得知情况后，建议他前往苏联治疗。
“恩来，去苏联检查治疗吧。”
周恩来起初仍担心国内事务，认为自己不能长期离开。毛泽东随即说明，苏联方面医疗条件较好，同时也需要他沟通抗战形势和党的政策。这样一来，治病与工作得以兼顾，周恩来才同意启程。
1939年8月27日，周恩来和邓颖超离开延安，经迪化前往苏联。9月14日抵达莫斯科后，他被安排进入克里姆林宫医院。苏联医生经过多次会诊，提出了两种思路：一种是重新处理已经错位愈合的肘骨，争取恢复较大活动范围；另一种是不进行大规模重建，只通过牵引、按摩和康复训练改善功能。
前一种方案更有希望，却需要较长时间，手术风险和恢复周期也更大。周恩来没有选择彻底拆开重接，而是接受了较为保守的办法。这里的“拒绝手术”，并不是完全拒绝任何医疗处理，而是拒绝为追求手臂完全伸直而进行复杂、耗时的重建手术。
他的考虑很实际：只要右臂还能用于工作和生活，就不必把大量时间耗在病床上。治疗期间，医生曾切除影响活动的一小块突出的骨头，之后主要依靠按摩、热疗、运动和反复牵伸，逐步恢复肌肉与关节功能。
牵伸过程极其疼痛。师哲后来回忆，周恩来治疗时承受的痛苦很重，却不愿让邓颖超在旁边看见。他在亲人面前很少谈疼痛，能自己承受，便尽量不让别人担心。
有意思的是，右臂尚未完全恢复，他已经开始重新练习用右手写字，并完成了一份一百多页的《中国问题备忘录》，向共产国际方面说明中国抗战形势和中国共产党的方针。伤病限制了手臂，却没有改变他处理政务的节奏。
1940年3月26日，周恩来返回延安。此后，他的右臂始终没有完全伸直。吃饭时，手指活动不便；参加劳动时，双臂难以保持平衡；处理文件时，也常需要借助左手。那些看似细微的动作，都是旧伤留下的痕迹。
这场意外的经过，周恩来长期没有对外谈起。直到1977年，卫士长成元功从当年在场的警卫人员那里得知详情，邓颖超才进一步了解那次事故的具体经过。对周恩来而言，右臂的伤残并非值得反复讲述的个人遭遇，而是工作生涯中必须承担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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