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日军军医活体开膛中国妇女，没打麻药，人疼死了，他搓净手去吃晚饭
她已经被关了很久。长期遭受日军士兵的欺凌，人已经疯了，见到穿军装的人就往下褪裤子。后来日本兵发现她染上了花柳病，军医下了禁令，不准任何士兵再靠近她。
这个女人对于部队来说，已经“没用了”。
新井田决定把她用掉。
用门板搭台子，是临时起意，也是就地取材。新井田让人把女人带过来的时候，她根本不知道要发生什么。她看到军医，看到门板，看到旁边站着几个按住手脚的人，大概以为又要被拖去重复那些她已经麻木的事。她很配合地躺下了，开始自己脱裤子。
新井田从身后拿出注射器，往她脊髓里推了麻醉剂。然后手术刀切开了下腹部。
血顺着门板边缘往下滴，一滴一滴落在地上。女人在剧痛中咽了气——麻醉的效果没有覆盖到所有被切开的地方，或者说，脊髓麻醉根本不够让她不疼。新井田戴着胶皮手套，把内脏翻出来，指指点点给助手讲。军官推门进来催进度，新井田头也没抬，只回了一句：这个样本很有特点。
他说的“特点”，是这名中国女人的下体构造。
旁边的助手在旁边接话，语气像在饭桌上聊天：“你个色鬼，别这么着急嘛，慢慢的来。”
这个场景最让人脊背发凉的，不是手术刀落下去的那一下。是新井田全程的节奏。他翻动内脏的动作很稳，他回军官话的语气很平，他给助手“讲课”的语速不快不慢。像在实验室里处理一个标本，处理完了要写记录，写完了去吃饭。尸体被拖走的时候像拖一条麻袋，地上拖出一条长长的暗红血印。新井田脱下白大褂，走到水池边，把指缝一根一根搓干净。他嘴里催的是：记录交上来，准备吃晚饭。
窗外焚尸炉的烟囱已经开始冒黑烟了。
很多人看到这类记录，第一反应是问：这个人是不是疯了。新井田没有疯。他做这件事的时候，脑子里清楚得很。他知道自己在切什么，知道面前这个人会死，知道死了之后要处理尸体，知道处理完了要去食堂。疯子的行为是失控的，新井田的行为从头到尾都在控制之中。他控制着手术刀的深度，控制着解剖的节奏，控制着自己不被血溅到白大褂上。他唯一没有控制的，是那个中国女人作为一个人的存在。
新井田不是孤例。他的“平静”不是个人心理素质好，是那套系统训练出来的。
山西潞安陆军医院的军医汤浅谦，在1954年11月20日的笔供里写得很清楚。1942年3月底，他在潞安陆军医院对俘虏“进行了活体解剖演习”，对其中一名灌进了较大量的麻醉剂，“以便检查其死与不死的征候”，对另一名施行了“气管开刀术”的练习。做完之后，他和另一名军医用带子把那个人“完全勒杀至死”。
汤浅谦用了一个词：“演习”。
不是杀人，是演习。1942年4月14日，在太原市第一军工程队，汤浅谦让山西省内各陆军医院和野战医院的军医人员约30名，对4名俘虏进行了用活人身体的手术演习。30个人围着看，围着练。没有人离场，没有人提出异议。
汤浅谦在证言里解释过为什么没有人反对：“如果有人表示异议，那就要受到处分，或者被撵回国内，被认为是不支持战争的‘非国民’。”
他说得更直白的一句是：“关于人道什么的，根本不去考虑。”
1942年2月到1943年11月，汤浅谦在潞安陆军医院期间，把住院病号的伤寒菌、副伤寒菌苗供应给第36师团野战防疫供水部，一年间至少4次以上，他个人供应了8次。这些菌苗去了哪里，用来做什么，他心里清楚。
汤浅谦不是唯一留下文字的人。菊地修一的笔供里记录了一次活体解剖的完整过程。1941年9月上旬，配属在中队的军医中尉河原信二提出对一名俘虏进行活人解剖，“于是就允许他解剖”。河原信二先把俘虏的咽喉割开，让他叫不出声，然后做盲肠手术。做完之后，河原信二拿手枪对着肠子开枪，再把肠子割开缝合起来，把人搁在医务室观察。第三天下午，又把俘虏的关节割断，抬到院子里，河原信二用手枪对着还活着的俘虏头部开了一枪，尸体就地埋了。
菊地修一自己的笔供里写着：从1938年7月到1945年9月，杀人总计1122名，其中普通居民727人。个人强奸39名，组织强奸60名。
这些数字不是估算，是他自己一笔一笔写下来的。
汤浅谦1945年战败后，1953年被捕关押在太原拘留所。1956年，中国政府免于起诉，准许他回日本。回国后他一边开诊所，一边做自我认罪活动，出了本书叫《挥之不去的记忆》。他的认罪活动多次受到日本右翼势力的恐吓和指责。
他在证言里说过一句话：“日本军的人道犯罪是不能容忍的，日本的集团残暴犯罪也是不能容忍的。可是，在日本对于战争犯罪的认识还很肤浅，有些人认为那是战争，杀人是当然的。还有人不承认，杀了那么多人能不记得嘛！这是最危险的，不了解战争、不认识战争是可怕的。”
汤浅谦承认自己杀了14个中国人。他说“杀了14名中国人的罪我是承认的”。
新井田没有留下这样的认罪记录。他回了日本，用战争赔偿金开了诊所，终身不再碰妇科。临死前他让儿子烧掉笔记本，儿子转手卖给了右翼出版社，那些记录至今锁在东京的某个仓库里。
定远那个女人的名字，到现在也没人知道。
1992年，定远小学操场下面挖出了27具女尸骸。DNA确认了身份。1993年安葬在烈士陵园，墓碑上刻的是“无名女烈士”。
她的丈夫1945年回来的时候，只带回了一把黄土。
那扇门板早就没了。地上的暗红血印也早就干了、没了。新井田在水池边搓干净的手指，搓掉的是看得见的血。但那个下午发生的事，那扇门板，那条血印，那句“这个样本很有特点”，不在水池里。
它们印在另一块门板上。那块门板不会因为水冲就干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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