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代的一天,中南海,工作人员尹荆山在整理毛泽东的卧室时,发现枕边压着一本打开的连环画。他原以为是哪位孩子随手放下的,拿到客厅准备询问时,却看见毛泽东正靠在躺椅上,专心翻阅《三国演义》连环画。

这个细节让尹荆山颇感意外。毛泽东平日案头多是马列著作、历史典籍和重要文件,谁能想到,忙碌之余,他竟会把时间花在一本“小人书”上。

尹荆山忍不住问:“主席,您也看小人书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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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没有觉得奇怪,反问道:“怎么,你没有看过吗?”

尹荆山说,小时候当然看过,不过只是为了看画、看热闹,翻完也就过去了。毛泽东听后并未批评,只是把书接过来,指出连环画并不只是给孩子看的读物。

在他看来,一本连环画往往用极少的文字,交代清楚人物、冲突和结局。复杂的历史事件经过提炼,变成一幅幅画面和几句说明,读者容易理解,也容易记住。它篇幅不长,却能把一个故事讲完整。

说到《三国演义》,毛泽东谈起赤壁之战、夷陵之战,也谈孙刘联合、火烧曹营和诸葛亮平定蜀中局势。尹荆山这才意识到,自己此前把连环画当作浅显读物,实在只看到了表面。

有意思的是,发现这件事的并不只有尹荆山。毛泽东长期工作繁重,常常夜间办公,白天补觉。担任卫士的李银桥需要提醒他按时休息,避免长期劳累影响身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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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午睡时间,李银桥目送毛泽东上床后,便在门外值守。没过多久,房间里传出翻身声,夹杂着轻微的翻书声。他推门一看,毛泽东侧身躺着,手里正翻着《火烧连营》,床边还放着一套连环画。

李银桥问:“主席,午休也看这个?”

毛泽东仍盯着画页,说:“图文并茂,几句话就把事情讲明白了,记起来也方便。”

李银桥平时知道毛泽东熟读史书,尤其重视《二十四史》。据身边工作人员回忆,毛泽东读史并非一掠而过,常常在书页上批注,遇到重要人物和关键战事,还会反复翻看。连环画在他手中,也就不再是简单消遣,而成了理解历史的一种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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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李银桥仍担心午睡被耽误,便请保健医生徐涛劝说。医生检查完身体后,提醒毛泽东休息时间本来就少,不宜继续看书。

毛泽东却解释道:“看文件累了看报纸,看大部头累了看小书,这也是换一种脑子休息。”

这句话道出了他的读书习惯。所谓休息,并不只有闭目养神。长期处理同一种性质的事务,精神容易疲惫;改变阅读内容和思考方式,同样可以调节状态。对毛泽东而言,连环画的简洁、直观,正好承担了这种转换作用。

连环画之所以受到重视,还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文化状况有关。1949年以后,国家百废待兴,许多群众识字不多,文化读物也相对缺乏。连环画依靠图画讲故事,文字门槛较低,既能介绍历史,也能传播常识和革命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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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12月,毛泽东曾谈到连环画适合不同文化程度的人阅读,并建议有关方面多创作、多出版。1952年,华东人民美术出版社成立,后来发展为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古典名著和现实题材连环画由此得到更系统的整理与出版。

《三国演义》《东周列国志》《铁道游击队》《山乡巨变》等作品,曾经被一代人反复传阅。学校、工厂、机关和普通家庭里,常能见到几个人围着一本连环画低声议论。有人看战事,有人记人物,也有人借着画面认识从未接触过的历史。

在扫盲工作中,连环画还发挥过实际作用。图画帮助读者建立情节,简短文字便于认读,群众在阅读故事的同时,也能逐渐熟悉常用字。它不能替代正规的识字教育,却降低了阅读的起点,使文化传播有了更宽的入口。

毛泽东对连环画的兴趣,既有个人阅读习惯,也包含对传播方式的判断。他看重的不是“小人书”三个字,而是其中的概括能力、普及作用和历史教育价值。对身边工作人员来说,一次整理床铺时的偶然发现,也因此打开了理解这类读物的另一扇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