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城子·密州出猎
苏轼
老夫聊发少年狂，
左牵黄，右擎苍。
锦帽貂裘，
千骑卷平冈。
为报倾城随太守，
亲射虎，看孙郎。
酒酣胸胆尚开张，
鬓微霜，又何妨！
持节云中，
何日遣冯唐？
会挽雕弓如满月，
西北望，射天狼。
此首《江城子》作于宋神宗熙宁八年苏轼任密州知州时。他因反对王安石变法而自请外放，虽在地方颇有政绩，内心仍渴望得到朝廷信任、为国效力。
苏轼暮年遇赦北归，从儋州途经镇江看到好友给自己画的画像后，以自嘲的口吻写下了这首诗：
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
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
这时距离苏东坡离世只有两个月，苏轼高度概括了自己漂泊坎坷、无法自主的一生。这首诗里既有看透世事后的豁达与自我解脱，更有对命运的无奈。
当初，高太后垂帘听政的“元祐更化”时期。苏轼被召还朝，先任兵部尚书，后迁礼部尚书。次年哲宗亲政，苏轼给宋哲宗（及其祖母高太后）的奏状《杭州召还乞郡状》请求外放地方时有这样的句子 ：“臣若守其初心，始终不变，则群小侧目，必无安理”，苏轼当时以龙图阁学士身份任杭州知州，刚被召还京城，既不容于新党，也受旧党部分人排挤，于是上此状请求外放地方。这句话也虽浓缩了士大夫在理想与现实冲突中的艰难抉择，但把皇帝倚重的朝中大臣称为“群小”，作为一国之君的宋哲宗会怎么想。
苏轼随后被外放定州，随后一再贬谪。
在皇帝眼里，苏轼的旷达很少被单纯看作“豁达可爱”。皇帝不是读者，而是君主；他看臣子的“旷达”，看的是你对皇权、对恩威、对政治秩序的态度。所以同一份旷达，在不同皇帝眼里，含义完全不同。
仁宗、英宗眼里：是宰相之才的气度。 仁宗读苏轼兄弟制策，曾说“朕今日为子孙得两宰相矣”。这时苏轼的旷达，被看作才华、胸襟、可堪大用。皇帝欣赏的是名士风度，觉得这是盛世人才。
神宗眼里：是又爱又忌的“忠爱”与“不合作”。 神宗爱苏轼之才，宫中读其文，称天下奇才；相传读《水调歌头》“高处不胜寒”，还说“苏轼终是爱君”。在神宗这里，苏轼的旷达有时被解读为超然之中仍存忠爱。 但神宗要变法，苏轼反对新法；乌台诗案中，他的诗文又被政敌解读为讥讽朝政。神宗眼里的旷达，于是变成：有才华，却不肯附和新政；有忠心，却总“不合时宜”。所以可用其才，却不敢大用。
哲宗眼里：是怨望、讪上、不臣。 哲宗亲政后清算元祐旧党，苏轼被一贬再贬，从惠州到儋州。诏令中的罪名，往往不是“旷达”，而是“讥讪先帝”“怨望朝廷”。在哲宗看来，苏轼被贬后还写“日啖荔枝三百颗”、“此心安处是吾乡”，这不是潇洒，而是对天威的轻慢：惩罚没有让他畏惧，反而让他赢得人心。旷达，成了政治上的“死不悔改”。
徽宗眼里：是名士符号，是旧党遗产。 徽宗即位后大赦，苏轼得以北归，但随后党禁又起，苏轼名列元祐党人碑，文集遭毁。徽宗可以爱其文、赏其书画，却不会在政治上为他翻案。此时苏轼的旷达，在皇帝眼里只是前朝名士的风流，可点缀升平，不可付予权柄。
所以，皇帝眼里的苏轼之旷达，正面是“忠爱而超然”，负面是“不感恩、不畏惧、不可驯服”。皇权要求臣子把荣辱系于皇帝，苏轼却“一蓑烟雨任平生”。对皇帝来说，这比反对更麻烦：反对可以贬，旷达却贬不垮。
归根结底，皇帝看他：可欣赏，不可掌控；可做文臣，不可做权臣；可点缀盛世，不可共治天下，所以苏轼即便有“亲射虎，看孙郎”的勇武、豪气和雄心，内心渴望被朝廷重用，从而为国效力、建功立业，但终究只能发出“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的喟叹。这是苏轼的政治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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