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话是下午3点33分打来的。
我正蹲在院子里给我妈那几盆快死的月季剪枝，手机夹在肩膀和耳朵之间，手里还攥着一把生锈的剪子。堂姐的声音从听筒里传出来，又干又哑，像是好几天没喝过水的人。
“你姑父不行了，肝癌晚期，大夫说最多拖到月底。”
我“嗯”了一声，剪子咔嚓一下剪断了一根还算青的枝。院子里那棵老石榴树正在落花，红瓣子掉了一地，被风扫到墙根，堆成一小撮。
“堂姐想让他们回来。”我说。
“想。”堂姐说了一个字，然后就沉默了。我听见她那边有护士喊床号，有推车轱辘碾过地砖的声音，还有不知道哪个病房传来的电视声，放的是戏曲，咿咿呀呀的。
姑姑姑父定居加拿大三十五年了。我今年四十七，他们走的那年我十二。印象里姑姑临走前来过我家一趟，提了一兜子苹果，红富士，个个有拳头大。我妈说“路上吃”，姑姑说“飞机上不让带”，后来那兜苹果我们家吃了小半个月，最后一个烂了心，我妈拿刀剜了剜，自己吃了。
姑父姓周，我叫他周叔。其实该叫姑父，但从小叫顺了口，改不过来。他是学化工的，八十年代末出国，先是读学位，后来进了那边一家做涂料的小公司，再后来入了籍，买了房，就再没回来过。
说没回来过也不准确。九七年回来过一次，待了九天。那次是因为爷爷去世。周叔在灵堂前磕了三个头，姑姑哭得站不住，堂姐那时候才六岁，躲在姑姑身后，拿眼睛怯生生地看我们这些不认识的亲戚。九天里周叔接了无数个电话，我听见他跟电话那头说“下周一肯定到岗”“对，已经订好票了”，说的是英语，我一句听不懂。走的那天是凌晨四点，我爸开着那辆旧桑塔纳送他们去机场，回来的时候天刚亮，我爸坐在门槛上抽了一根烟，说了一句“你姑姑瘦了”。
那之后就是电话。逢年过节打一个，说不了几句就挂。姑姑声音越来越淡，从“家里都好吧”变成“嗯，好”，再到后来就是“这边信号不好，回头再说”。我结婚的时候给他们打过电话，姑姑说“恭喜恭喜”，周叔在旁边说“代我们吃好喝好”，然后就没有然后了。我儿子满月，没打。我爸六十大寿，打了，没人接。后来我妈说，别打了，有时差，人家那边半夜呢。
我二叔家的堂弟结婚，二婶专门让人捎了话过去，说“不用回来，随个礼就行”。这话捎了跟没捎一样，礼没到。二婶气得在酒席上跟人念叨：“出国就忘了根了？你爹的坟还在村后头呢。”这话后来传到了姑姑耳朵里，怎么传的我不知道，反正那年过年姑姑没打电话来。
我三爷爷走的时候，九十二岁，喜丧。家里人都说这回怎么也该有个表示。还是没有。我三婶把话挑明了：“人家是加拿大人了，跟咱们不一个国了。”说完自己抹眼泪。三婶家条件不好，三爷爷住院那阵子，一天两千多的医药费，几个子女凑，凑得艰难。有人说姑姑要是随个份子，哪怕一千加元呢，也能顶一阵。这话我听着刺耳，但没接。
我其实理解姑姑。也不是理解，就是觉得，人离得远了，很多事情就淡了。淡到后来，连淡这件事本身都懒得提了。
堂姐叫周然，在那边出生，中文说得磕磕绊绊。她跟我通过几次电话，每次都是她打过来，问一些老家的事。问爷爷的坟在哪儿，问那棵石榴树还在不在，问我妈身体怎么样。她说话很慢，一个字一个字往外蹦，像是从字典里现查的。我跟她说“你爸你妈在这边还有亲人”，她沉默了一会儿，说“我知道”。
她知道什么呢。她连老家话都听不懂。
前年冬天，我接到一个电话，区号是国外的。接起来是姑姑。她声音老了很多，带着一种小心翼翼的试探，问我“能不能帮个忙”。她说周叔查出来肝上有个东西，在那边排手术要等很久，问国内有没有认识的大夫。我说我问问。我托了一个在省城医院工作的同学，人家说“先拿片子来看看”。我把这话跟姑姑说了，姑姑说“好，我跟你姑父商量商量”。后来就没信了。
再后来就是堂姐这通电话。
下午3点33分打来的，我看了眼手机屏幕，记得清楚。
我问堂姐：“你爸现在什么情况？”
“昨天开始不吃饭了，就喝点水。今天水也喝得少了。”堂姐的中文还是那样，断断续续的，“他说想回来。”
“想回来？”
“嗯。他说想埋在老家。”
我手里的剪子掉在地上，砸在水泥地上“当”一声。
想埋在老家。三十五年了，那边有房子有地有身份，临了了，想埋在老家。
我把这话跟我妈说了。我妈正在择韭菜，手停了停，然后继续择，把黄叶子一根一根摘下来，放在旁边的报纸上。
“你姑姑什么意思？”我妈问。
“姑姑没说。堂姐打的电话。”
“你姑姑不说，那就是不想回来。”我妈把一根韭菜掐成两段，“她那个人，一辈子听你姑父的。你姑父想回来，她不想。她不想回来，是因为这边没人待见她。”
这话说得直。但我想了想，觉得可能是真的。
我二婶听说这事之后，在家族群里发了一条语音，我点开听了，她说：“要回来？回来住哪儿？住我们家？我们家可没地方。再说了，三十五年没给过一分钱，这会儿想起老家了？”语音下面跟了好几条，都是“就是”“可不”“早干嘛去了”。
我没在群里说话。我私底下给堂姐回了个电话。
“你爸这个情况，长途飞机受得了吗？”
堂姐沉默了一会儿，说：“大夫说，可能撑不到上飞机。”
“那你们怎么打算？”
“我想带他回来。”堂姐说，“我妈不愿意。我妈说，回去干什么，回去连个住的地方都没有。”
这话跟二婶说的一模一样。我不知道是谁先说的，也不知道是不是巧合。
“你妈说得也有道理。”我说。
“我爸昨天晚上跟我说了一句话。”堂姐的声音突然低了下去，“他说，他这些年，对不起这边的人。”
我拿着手机，站在院子里。天快黑了，隔壁刘姐家厨房的灯亮了，抽油烟机轰轰响，飘出来一股子葱花炝锅的味儿。
“他说对不起谁了？”
“没说。就说对不起。”
我想起周叔这个人。他其实不是个坏人。九七年回来那次，他给我带了一盒巧克力，圆的，铁盒子装的，上面画着雪景。那是我第一次吃外国巧克力，甜得发齁，我吃了一块就放起来了，后来化了，我妈把铁盒子拿去装针线。那个盒子现在还在我家柜子里。
他还在饭桌上给我讲过他公司的事。说他们做的涂料刷在船上，海水泡十年不掉。他说这话的时候眼睛发亮，拿筷子蘸着茶水在桌上画，画了个船的样子。我爸说“你姑父有学问”，我妈说“有学问有什么用，跑那么远”。
跑那么远。三十五年前觉得远，现在还是远。
我二叔家堂弟说得更直接：“他们那边挣的是加元，花的是加元，咱们这边的人情往来，人家根本看不上。随礼？随多少？一百加元顶五百人民币，人家觉得给多了亏，给少了丢人，干脆不给。”
这话是去年过年堂弟喝多了说的。说完他媳妇拿胳膊肘杵他，他不说了。
我其实想过一个问题。姑姑姑父在这边也不是没有亲人。我爸走的时候，我给他们打了电话，姑姑接的，我说“爸没了”，电话那头半天没声音，我以为断了，喂了好几声，姑姑才说“知道了”。然后就是沉默。过了大概有一分钟，姑姑说“我这边走不开”。我说“知道了”。挂了电话。后来姑姑汇了一笔钱过来，三千加元，按当时的汇率差不多两万人民币。那笔钱我收了，办丧事用了。
这件事二婶不知道。我也没跟人说。因为姑姑在汇款单上写了一行字，英文，我不认识，找银行的人看了，人家说意思是“节哀，照顾好你妈”。就这一句。
所以你说姑姑完全没心吧，也不是。你说她有心吧，三十五年，就汇过这一回。
我把这事跟堂姐说了。堂姐在电话那头哭了。
她哭得很压抑，像是捂着嘴，怕被旁边的人听见。哭了一会儿，她说：“我爸其实一直记着这边的事。每年过年他都让我给这边打电话，我打了，但不知道说什么。我妈不让提钱的事，说一提钱就变味了。我爸说，那就别打了。”
“你爸说的？”
“嗯。他说，不打电话，他们还能记着咱们的好。打了，反而生分。”
这话听着别扭。但我想了想，好像也能明白。
我决定去医院看看。不是看周叔，是去问问大夫，这种情况到底能不能长途飞行。我找的是省城那家医院的一个熟人，姓陈，我叫他陈大夫。陈大夫听我说完情况，问了一句：“病人多大年纪了？”
“七十一。”
“肝癌晚期，断食四天，你问我能不能坐十几个小时飞机？”陈大夫把眼镜摘下来擦了擦，“我跟你说实话，别说十几个小时，从病房到机场这一段路，都可能出问题。”
“那要是包机呢？”
“包机也是一样。他现在这个身体，就像一盏快没油的灯，你不动它，还能亮一会儿。你一挪，风一吹，就灭了。”
我把这话转述给堂姐。堂姐听完，半天没说话。
后来她说了一句让我没想到的话。
“我查过一些资料，”堂姐说，“人在临终的时候，身体会按自己的节奏慢慢关机。先是消化系统，然后是循环系统，最后是大脑。我爸现在不吃饭，是因为他的身体已经不需要了。他清醒的时候越来越少，但每次醒过来，都说同一句话。”
“什么话？”
“回家。”
那天晚上我失眠了。躺在床上翻来覆去，把手机拿起来又放下。我想起很多事。想起姑姑临走前提的那兜苹果，想起周叔在灵堂前磕头的背影，想起那个装针线的铁盒子，想起姑姑汇款单上那行我不认识的英文。
我想起有一年春节，大概是零几年，姑姑打来电话，我妈接的，说了几句之后把电话递给我。我那时候年轻，不知道说什么，拿着话筒半天憋出一句“姑姑过年好”。姑姑在那边笑了一声，说“好，好”。然后就挂了。那声笑很轻，但能听出来，是真的在笑。
我把这些事串在一起，得出一个判断。我觉得姑姑姑父不是不想回来，是回不来。三十五年，他们在那边的根扎得太深了，这边只剩一根细线连着。这根线细到什么程度呢，细到随份子都觉得唐突。
可这个判断很快就被一件事顶出了漏洞。
我三婶来我家送韭菜，坐下说了会儿话。说着说着说到姑姑，三婶说：“你姑姑那人，以前不是这样的。”
“以前？”
“你还没出生的时候，你姑姑在镇上的供销社上班。那时候谁家有个红白喜事，她跑得比谁都勤。你二叔结婚，她提前三天就去帮忙，蒸馒头、借桌椅、写礼单，脚不沾地。后来嫁给你姑父，你姑父要出国，她不想去，你姑父说‘不去就离婚’。她这才走的。”
“您怎么知道的？”
“你奶奶说的。你奶奶走之前那几年，天天念叨你姑姑，说你姑姑命苦，嫁了个狠心人。你奶奶还说，你姑姑刚去那边的时候，写信回来，每封信最后都写‘想家’。后来信越来越少，最后就不写了。”
三婶把韭菜放下，站起来要走，走到门口又回头：“你姑姑有一年给我打过电话，问老家还种不种棉花。我说种。她说‘我这边买不到好棉花，想弹床被子’。后来也没下文了。”
我站在门口，看着三婶走远。巷子里的路灯亮了，昏黄的一团光，照在水泥地上，有个蛾子在扑。
所以姑姑是想家的。但她回不来。是周叔不让她回来，还是她自己回不来，我说不清楚。
堂姐又打来电话，这次是晚上十一点多。她那边应该是上午，背景里有鸟叫。
“我爸今天醒了一会儿，跟我说了一件事。”堂姐的声音很平静，平静得有点不对劲，“他说他这些年存了一笔钱，不多，换成人民币大概二十万。他说这钱给这边的亲戚，谁家有困难就给谁。他说他知道自己做得不对，但不知道怎么弥补。”
“二十万？”
“嗯。我妈不知道这笔钱。他单独存的。”
“你妈要是知道了呢？”
堂姐沉默了一下。“我妈会生气。”
我能想象那个场面。姑姑会生气，会觉得周叔瞒了她一辈子，临了了还在惦记那边的人。姑姑自己呢，她自己有没有私房钱？她这些年不跟这边来往，是真的狠心，还是怕一来往就收不住？
我到现在也没想明白。
周叔最后没有回来。堂姐说，他走的那天早上，突然特别清醒，让堂姐把窗户打开，说想看看外面。堂姐把窗帘拉开，外面是医院的花园，有草坪，有树，有松鼠在跑。周叔看了一会儿，说了一句“不像”，然后就闭上了眼睛。下午两点多走的，比大夫预计的早了两个星期。
姑姑在葬礼上没哭。堂姐说，姑姑全程都很平静，跟来吊唁的人握手、道谢，像个女主人。葬礼结束后，姑姑把堂姐叫到一边，给了她一个信封，里面是一张存单，五万加元。
“给你爸老家那边的人。”姑姑说，“别说是我给的。”
堂姐把这话告诉我。我问堂姐：“你给了吗？”
“给了。我按我爸说的，谁家有困难就给谁。二叔家堂弟拿了两万，三婶家拿了一万，剩下的我留着，打算以后这边有事再用。”
“你妈知道吗？”
“不知道。但我觉得她知道。”
今年清明，我回老家上坟。我爸的坟、爷爷奶奶的坟、三爷爷的坟，都在村后那片地里。麦子刚返青，绿油油的一片。我蹲在坟前烧纸，火苗蹿起来，纸灰打着旋往天上飘。
我看见旁边有一座新坟，碑还没立，只堆了个土包。我问旁边地里干活的老周，那是谁家的。老周说：“你姑姑家的。你姑父的衣冠冢。你堂姐让人弄的，说等以后你姑姑走了，骨灰带回来，合葬。”
我站在那座土包前，看了很久。风把纸灰吹过来，落在土包上，黑黑白白的一层。
我掏出手机，想给堂姐发条消息，打了几个字又删了。最后发了一句：“坟我看见了。”
堂姐回了一个字：“嗯。”
我又打了一行：“你爸那二十万，姑姑知道是你给的吗？”
堂姐没回。
到现在也没回。
我有时候想，姑姑到底知不知道那笔钱的事。她要是知道，为什么不拦着？她要是不知道，堂姐拿什么理由瞒她一辈子？还有周叔，他存那二十万的时候，心里想的是什么？是愧疚，是补偿，还是只是想在那边留一点什么，证明自己在这边活过？
我说不清。
我只记得那个铁盒子。装针线的那个，上面画着雪景，盒盖有点锈了，开合的时候“嘎吱”响。我妈现在还在用，里面放着顶针、线团、几根针，还有一张折得小小的纸条。那张纸条是姑姑九七年走的时候留下的，上面写着她在加拿大的地址，英文的，后面用中文加了一句“有事写信”。
那张纸条我妈一直留着，没写过信。
但也没扔。
我到现在也说不清，周叔最后想回来，是真的觉得对不起这边的人，还是只是老了，怕了，想找个熟悉的地方。姑姑不让他回来，是真的记恨这边的人，还是怕一回来，三十五年撑出来的那口气就散了。
你们家里有没有这种亲戚，出了国，就慢慢断了。断了之后，那边的人是怎么想的，这边的人又是怎么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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