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十二岁，二十六万出头——昨晚，爸妈把家底摊在了茶几上。

我妈手里剥着花生，壳噼啪落盆，像在数倒计时。我爸靠着阳台门抽烟，旧夹克领口发白。电视综艺笑得没心没肺，屋里没人接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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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妈报账：爸前年心脏装了两个支架，单一个五万，报销完还自付近四万；奶奶走时办丧事花了三万多，那钱是舅舅垫的，去年才抹平。如今每月药费一千二，水电物业燃气五百多，人情三百，吃饭最省——一天两顿，中午那锅面能续到晚上。她体检查出血糖高，医生让打胰岛素，每月多三百，她摇头，说吃药也能顶。

我爸搓着裤缝，说：你房贷还有十几年，孩子明年上小学，我们不帮你，也不能成包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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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话比刀钝，割得慢，却疼。我月入八千多，房贷四千，幼儿园两千，日常三千，月月负数。自己存款不到六万。二十六万能撑几年？不病不灾，八年；一场大病，可能一张纸。

那夜我失眠，媳妇问，我说没事。第二天劝妈打胰岛素，她只说“够花”。挂了电话，我站在阳台看车流，忽然明白：所谓孝顺，有时不是不想给，是给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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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分钱难倒英雄汉。我们这代人，前有房贷，后有娃，中间是爸妈老去的身体。可再难，也得走。周末我回去，吃妈包的白菜饺子。先陪他们把今天过稳，再一点点，把明天垒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