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间的竞争，已经不是几个企业在国际市场上的价格和利润的竞争了。

决定胜负的是在芯片受限制之后是否能弥补上产能，在能源价格大幅变动的时候是否能保证稳定的供应。

在关键原材料出现断供之后是否能组织起替代方案，在技术路线尚未成型之时是否有企业愿意持续投入十年之久。

企业之间比较的是经营效率，各国之间竞争的是能不能将资本、技术、人才、订单以及完整的产业链组织起来。

盈利好的业务自然扩展，回报不高的业务自然退出。

这样的逻辑可以提升资源配置效率，却不能保证国家一直拥有那些短期内没有盈利、长期内又必须保持的能力。

如果一条重要的产业链消失了，重建它所需要的远远不只是资金，还有技术的积累、熟练工人、配套企业以及时间。

世界各国已经用行动来修正了“产业交给市场”的想法。

美国用公共资金来实施芯片产业计划，从而支持本国半导体制造、先进封装以及研发设施的发展，

欧盟《净零工业法案》中规定，在2030年前使本土净零技术的制造能力接近甚至达到当年部署需求的40%，

而清洁工业政策又会继续利用公共资金、政府采购和国家援助规则去扶持欧洲制造。

美国和欧洲没有因此变成国有经济，二者都认同一点：只有依靠市场自身的力量来形成关键的芯片、能源、重要原材料以及高端制造业是不可能可靠的。

与国家安全有关的生产能力，要由国家主动投资、制造需求、承担前期的风险，不惜支付高于短期市场价的成本。

所谓的大国竞争，其实质上已经从“哪个国家有更多的优秀企业”升级到“哪个国家有更完备的国家产业体系”。

中国的国有企业具有一种特殊的含义，即国家不需要每次寻找合作伙伴的时候都从头开始。

国有资产已经分布到能源、电网、通信、装备、交通、建筑、原材料以及战略性新兴产业之中，

可以围绕重要目标来组织投资、技术突破、工程实施和上下游合作。

这样的能力不是一下发个命令就可以产生的。大的工程项目要有长期磨合的供应体系、关键技术要有容许失败的研发周期、基础设施要跨地区配置资源、

而应急任务又要求企业要在利润核算完毕以前就启动行动。国企所剩下的就是一套可以随时动用的组织网络。

全部私有化容易失去的就是这张网络。

国家当然可以利用补贴、税收、采购以及监管来调动民营企业，但是间接调动和直接掌握一支执行力量并不完全一样。在正常情况下，合同可以解决大部分问题，

出现供应链封锁、重大灾害或者产业断层的时候，议价、审批以及重新组织产能本身就会浪费掉宝贵的时间。

中国所需要的不是让国企包揽所有事情，是由民营企业把市场搞活，国有企业保持国家的重要能力，通过产业链条进行合作。

国企所担负的民生责任，就是国家产业能力落实到普通人的生活当中去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