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5位上海名医会诊不敢下药,82岁老中医1张经方妙手回春一剂经方破生死

一

1986年深秋,上海。

华东医院三楼的一间病房外,走廊里站着七八个人,谁也没说话。病房的门虚掩着,里面传来心电监护仪有节律的滴答声,急促,却不稳定,像一只随时会停摆的老钟。

患者姓沈,六十三岁,退休前是上海一家纺织厂的副厂长。家属回忆,送进来那天他还只是说胸口闷,到了半夜突然大汗淋漓,面色青灰,四肢冰凉,值班医生立刻上了心电监护,诊断为急性心肌梗死伴心源性休克。

按理说,这种情况在上海的大医院里不算罕见。棘手的是,沈厂长的体质极为特殊。

主管医生张大夫已经在走廊里来回踱了十几趟。上午十点,他组织了第一次会诊,请来了心内科、中医科、呼吸科的五位专家。五位名医围着病床站了将近两个小时,把能想到的方案都摆了一遍,最后谁也没有拍板。

“升压药已经用到极限了,再加大剂量,肾脏受不了。”心内科的周主任压低声音说。

“中医这边,参附汤也上了,生脉散也合了,汗还是止不住。”中医科的李大夫接过话,“关键是,他的脉象太怪了。沉细欲绝,可是舌苔又厚腻发黄,两边对不上。”

“对不上就不能盲目温补。”另一位专家补了一句,“万一是真热假寒,一剂附子下去,人就没了。”

“可要说是真热,他的四肢冷到这个程度,指甲都发紫了,怎么解释?”

没有人接话。

这就是症结所在:患者的证候彼此矛盾,寒热错杂,虚实难辨,稍有不慎,便是生死之差。五位名医各有所长,也各有顾虑,谁都不敢在会诊单上签下自己的名字。

张大夫把会诊意见整理好,走到走廊尽头,拨了一个电话。

二

电话那头,接电话的是曙光医院的徐护士长。听完情况,她沉默了几秒,说:“我帮您问问张老。但是不敢保证,张老这几天自己也感冒了,正在家里休息。”

张大夫心里一沉。他当然知道“张老”是谁。张伯臾,曙光医院内科顾问,上海中医学院教授,从医六十余年,早年师从江南名医丁甘仁,以擅治内科急重病著称。但张老已经八十五岁了,而且正在病中,请一位耄耋之年的老人来给一个随时可能猝死的患者会诊,这合适吗?

电话挂断后的二十分钟格外漫长。张大夫靠在墙上,盯着手表,几乎要放弃这个念头了。

铃声响了。

“张大夫,我是张伯臾。”声音苍老,有些沙哑,但吐字清晰,“你简单说,病人什么情况。”

张大夫把病历要点讲了一遍,重点说了脉象和舌苔的矛盾。电话那头安静了一会儿。

“我来看一下。”老人说。

“张老,您身体——”

“不要紧的。你让病房准备一下,我四十分钟到。”

三

下午两点十分,张伯臾到了。

他穿一件深灰色的旧棉袄,围了一条褪色的羊毛围巾,走路的步子比同龄人稳,但右腿略微有些拖。陪他来的是一位年轻学生,手里提着一个旧皮包。

五位会诊专家还没有走,站在病房外,神情复杂。有尊敬的,也有不以为然的——一位八十五岁的老先生,感冒未愈,这个时候来接手一个烫手山芋,图什么?

张伯臾没有寒暄。他走到病床边,先看病人。

沈厂长半卧位,面色苍白中透着一层晦暗的青,额头和鼻尖有细密的冷汗,嘴唇发绀。呼吸浅而促,胸廓起伏得很吃力。左手背上扎着输液针,右手握拳,指甲盖发紫。

张伯臾把三根手指搭上患者左腕。

病房里安静下来。监护仪的滴答声变得格外清晰。

老人的手指在寸、关、尺三部上依次移过,眉头渐渐拧紧。他换到右腕,重新切了一遍。然后他收回手,转头看患者的舌头。舌质暗淡,边有瘀斑,舌苔黄厚而腻,中部甚至有些焦黑。

“小便怎么样?”张伯臾问。

张大夫愣了一下:“今天上午到现在,几乎没有。”

“大便呢?”

“三天没解了。”

张伯臾点点头,又问:“出汗是全身出,还是上半身?”

值班护士回答:“主要是头和胸,下肢反而是干的。摸上去冰凉。”

张伯臾没有再问。他在床边的椅子上坐下来,闭上眼睛。学生知道老师的习惯,轻声把会诊意见递过去,老人没有接。

大约过了三四分钟,张伯臾睁开眼,站起来,走到窗边,背对着众人说了一句话。

“不是真热假寒。”

房间里所有人都听见了,但没有人立刻接话。

“舌苔黄厚焦黑,大便三日不通,小便不利,这是阳明腑实、热结于里。热邪内闭,阳气被遏,不能外达四肢,所以四肢厥冷。表面看像寒证,根子却是热。你们看他的脉——沉细之中带着弦数,重按有力,这是实证的脉,不是虚寒。”

他顿了顿,转过身来,目光从五位专家脸上扫过。

“如果按寒证温补,附子干姜一进去,热邪得到助力,立刻内攻心包。人就保不住了。”

没有人反驳。周主任下意识地点了点头。

“那……张老的意思是,通下?”李大夫试探着问。

张伯臾摇了摇头:“单纯通下也不行。患者年过六旬,急性心梗,正气已经大伤。汗出不止,阳气外越,这是坏病的底子。如果只攻不补,下则气脱。”

他走回病床边,重新搭了一下脉,然后从学生手里接过处方笺,坐下来,蘸墨落笔。

四

处方写得很慢。

第一味:红参,另煎代茶饮。

“先扶正气,把气固住。”他一边写一边说,像是自言自语,又像是在跟在场的人解释,“汗出不止,气随汗脱,不用人参,攻下的时候人就撑不住。”

第二味:熟附片,先煎。

周主任的眉毛动了一下。附子是温阳药,在热证中用附子,这是不是矛盾了?但他没有开口。

“附子不是用来温阳的。”张伯臾似乎感觉到了背后的疑惑,头也没回地说,“汗出肢冷,阳气浮越于外,附子是引阳入阴。热邪闭在里,阳气被赶到外面来了,附子把阳气领回去,回到它该在的地方。”

第三味到第六味:全瓜蒌、薤白、红花、降香。

“胸痹心痛,瓜蒌薤白是正治,张仲景的方子。红花、降香活血化瘀,通则不痛。”

第七味:制川军,也就是大黄。

“这是关键。”张伯臾把笔放下,拿起处方看了一遍,“热结在阳明,不下则热无出路。但大黄要制过,不能生用,生用太猛。量也要控制,不能大下,要缓下。”

第八味:煅龙骨、煅牡蛎。

“收汗固脱。”

最后一味:山萸肉。

“敛肝固阴,防虚脱。”

他把处方递给张大夫,说:“一剂,急煎,分两次服。第一次服下后观察两个小时,如果大便通,热退,汗减少,就继续服第二次。如果脉象突然变散,立刻停药。”

张大夫接过处方,看了一眼。方子上没有写方名,药物的排列也不像标准方剂那样规整,但每一味药的位置和剂量都透着一种精确的分寸感。

“张老,这个方子……”他犹豫了一下,“有名字吗?”

“没有名字。”老人说,“方子是死的,人是活的。经方不是拿来套的,是拿来变的。”

他站起身,右腿的拖沓比来时更明显了一些。学生扶住他的胳膊,他摆了摆手,自己走向门口。

走到门边,他停下来,回头看了一眼病床上的沈厂长。

“今晚子时之前,应该能通便。通了便,就有转机。”

五

下午四点二十分,第一剂药煎好。

药汁浓黑,气味厚重,有参的甘香,也有大黄的苦寒,还有一种说不出的温辛之气,那是附子的味道。护士用小勺一勺一勺地喂,沈厂长吞咽很费力,但勉强喝了半碗。

接下来是等待。

张大夫守在床边,每隔十分钟测一次血压和心率。五点,血压没有继续下降。五点半,心率从一百四十次降到了一百二十次左右。六点,沈厂长忽然说了一句“肚子里在动”。

这是入院以来,他说过的第一句完整的话。

六点四十七分,护士掀开被子检查,发现尿不湿上有少量粪便,颜色深褐,气味极臭。紧接着,监护仪上的数字开始变化:心率一百一十,血压较前回升了十几个毫米汞柱,四肢的皮温从手腕处开始,缓慢地向指尖方向回暖。

张大夫立刻让人把剩下的半碗药温了,再次喂下。

晚上八点,沈厂长排出较多大便,先硬后溏,色黑味秽。几乎在同一时间,他额头的冷汗止住了,嘴唇的紫绀褪去了一层,说话的声音也清楚了些:“胸口……没那么压了。”

九点十五分,张大夫拨通了张伯臾家的电话。

“张老,大便通了。汗止了。血压稳住了。”

电话那头沉默了一会儿,然后传来一声轻轻的、几乎听不见的“嗯”。

“脉呢?”老人问。

“脉比之前有力了,弦数还在,但不是沉细欲绝了。”

“好。”张伯臾说,“明天我再来看看。今晚注意两件事:第一,不要再攻下了,大黄去掉;第二,人参和附子继续用,但附子减量。热退之后,阳气要慢慢养回来,不能急。”

张大夫握着话筒,忽然不知道该说什么。他想说谢谢,又觉得太轻了;想说敬佩,又觉得多余。

最后他只说了一句:“张老,您早点休息。”

“我休息得很好。”老人说,“能睡觉了。”

六

第二天上午,张伯臾又来了。

这一次他没有让人搀扶,自己走进病房,步子比昨天还稳了一些。沈厂长已经能半坐起来,喝了几口稀粥。看到张伯臾进来,他挣扎着要说话,老人按住他的手,摇了摇头。

切脉,看舌,问二便。然后张伯臾对学生说:“原方去大黄、芒硝,加麦冬、五味子。附子减到六克。人参改成太子参。”

学生记下,又忍不住问了一句:“老师,为什么昨天敢用附子加大黄?寒热同用,不怕互相抵消吗?”

张伯臾看了他一眼,慢慢地说:“《伤寒论》里有一句话,‘观其脉证,知犯何逆,随证治之。’你记住了,证是什么?证不是症状的堆砌,是身体在告诉你,它正在往哪个方向走。热结阳明,阳气外越,这是两个方向。你不能只治一个,也不能两个一起硬来。人参固气,附子引阳,大黄泄热,各走各的路,但最后都归到一个地方——让身体自己找回平衡。”

他停顿了一下,又说:“经方之所以叫经方,不是因为它古老,是因为它精确。一味药的位置、剂量、煎法,差一点都不行。但精确不等于死板。张仲景写《伤寒论》,每一方后面都有加减法。你按原方不动,那是懒;你乱改一气,那是妄。要在规矩里找到自由,这才是经方的活法。”

学生没有再问。

张伯臾在病房里又待了十几分钟,看了监护仪的数据,问了夜里的睡眠和饮食。临走时,他对张大夫说了一句话。

“这个病人,西医的升压药可以慢慢减了。中医这边,再调三天,应该能撤掉人参和附子。后面就是养阴活血,慢慢来。”

七

沈厂长在住院的第十一天转出了监护病房。第二十三天出院。

出院那天,家属辗转打听到张伯臾的住址,提着东西上门道谢。老人没有收东西,只问了一句:“老沈现在能走多少路?”

“能走一刻钟了,慢慢走的话。”

“好。”张伯臾点了点头,“告诉他,冬天不要早起,等太阳出来了再出门。胸口怕冷,围巾要戴。别的没有什么。”

家属千恩万谢地走了。学生在一旁整理医案,翻到那一页时,发现老师在处方后面用蝇头小楷写了一行批注。

学生凑近去看,写的是:

“热结阳明,阳浮于外,证似少阴,实非少阴。参附引阳归宅,大黄泄热下行,各行其道,各归其位。此非奇方,乃常法耳。常法用得准,便是奇。”

学生把这一行字看了很久,最后轻轻合上了医案本。

窗外是1986年上海的冬天,弄堂里有人在生煤炉,烟气和晨雾混在一起,灰蒙蒙的。但天边有一线亮光正在慢慢推开云层。

张伯臾坐在藤椅上,闭着眼睛,呼吸平稳。他的手边放着一本翻旧了的《伤寒论》,书页间夹着几张处方笺,边角已经卷起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