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历史上的“律师”，人们最先想到的，或许是港剧中西装革履、在法庭上唇枪舌剑的精英形象；或是民国时期那些为正义奔走、为民请命的法律先驱。
但这些现代意义上的律师，都不是中国“律师”这一角色的起点。真正被后世尊为“律师鼻祖”的，是春秋末期郑国的一位大夫——邓析。
邓析（公元前545年—公元前501年），与孔子大体同时代，是法家先驱、名家代表人物。他做了两件在当时堪称“离经叛道”的事：一是私自编制法律条文，刻于竹简之上，史称“竹刑”，开创了私人著法的先例；二是聚众讲学，传授法律知识与诉讼技巧，帮助百姓打官司，并按案件大小收取报酬——“大狱一衣，小狱襦袴”，大案收一件外衣，小案收一条短裤。这几乎就是现代律师“收费代理诉讼”的雏形。
邓析最为人称道的，是他那套“两可之说”的辩论术。据《吕氏春秋》记载，洧河发大水，一富人被淹死，尸体被穷人捞起。富人家属想赎回尸体，但捞尸者要价太高，双方僵持不下。富人家属来找邓析，邓析说：“别急，除了你，他还能卖给谁？”捞尸者等急了也来找邓析，邓析却说：“别急，除了你这里，他还能从哪里买？”同一个事实，邓析从双方立场分别给出了看似矛盾却各自成立的策略——这正是律师职业的核心精髓：站在当事人立场，抓住对方要害，提出针对性解决方案。
然而，邓析的结局令人唏嘘。公元前501年，郑国执政驷歂以“不受君命而私造刑法”为由将他处死，但处死他之后，驷歂却正式颁布了邓析私造的《竹刑》作为郑国官方法律。“杀其人，用其法”，成为中国法制史上最荒诞也最耐人寻味的一幕。
若从“现代律师制度”的角度看，中国第一位获得律师资格并执业的华人，则是清末民初的伍廷芳。他1877年毕业于英国林肯法律学院，获法学博士学位及大律师资格，成为首位在英国殖民地执业的中国律师。
回国后，他与沈家本共同主持清末修律，废除凌迟、枭首等千年酷刑，1906年主持起草《大清刑事民事诉讼法》，首次将律师制度引入中国法律文本。1912年北洋政府颁布《律师暂行章程》，中国现代律师制度正式确立。
从邓析的“两可之说”到伍廷芳的“法治尊严”，中国“律师”走过了两千五百多年的漫长历程。邓析作为有史料可考的第一位“职业律师”，让法律从贵族垄断的秘密走向民间，让辩护从特权走向权利。他的故事告诉我们：法律的生命，从来不止于条文，更在于每一个敢于为普通人发声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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