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李援朝，北京人，今年六十七。我这辈子，就栽在了一个“等”字上。
1974年，我二十岁，去陕北插队。村里有个姑娘叫秀兰，梳着两条大辫子，眼睛亮得像山沟里的星星。我们好上了，偷偷的，在麦垛后头拉过手，在窑洞口说过一辈子。1977年，我第一批回城，走那天，秀兰塞给我一双千层底布鞋，哭着说：“你回北京，可别忘了我。”
我怎么能忘？回城后，我接了父亲的班，进了国营厂。我给秀兰写了三十多封信，石沉大海。后来听说，她嫁给了公社书记的侄子。
我恨过，也死心过。这一恨，就是四十年。我没娶，厂里给我介绍过好几个，我都拿秀兰比，比着比着就黄了。同事说我傻，我说：“我心里有人了，装不下第二个。”
直到上个月，一个自称是陕北来的中年男人找到我家，张口就叫：“叔，我是秀兰的儿子，我妈不行了，她想见你一面。”
我当时脑子嗡的一声，四十年了，秀兰要见我？我心里翻江倒海，一半是恨，一半是颤巍巍的念旧。我买了最快的一班火车，三十多个小时硬座，腰都快断了，可我心里比腰还疼。
到了陕北，还是那个沟，但村里全变了，通了柏油路。那个男人领我进了一间窑洞，炕上躺着个干瘦的老太太，白发稀稀拉拉，脸上全是褶子。我愣在门口，差点没认出来。她听见动静，睁开眼，浑浊的眼珠子转了转，突然就亮了一下，哑着嗓子说：“援朝哥……是你么？”
我眼泪一下就下来了，三步并两步过去，握住她像柴火棒一样的手：“秀兰，你怎么……你怎么老成这样了？”
她直直地看着我，喘了几口气，突然说：“你那年来的信，我都收到了。”
我浑身一僵，“收到的？那我怎么——”
“公社截了。”她打断我，眼泪顺着眼角淌进枕头里，“书记他侄儿看上了我，你写的信，全让他扣下了。后来他逼我，说我要是不答应，就让你回不了城，让你在生产队里待一辈子。”
我脑子像被雷劈了，嘴唇直哆嗦：“你……所以你就……”
“我写了假信，说我已经嫁人了，让你别等了。”她攥紧我的手，指甲陷进我肉里，“援朝哥，我这辈子，亏欠你的，下辈子做牛做马再还。”
我心里又苦又涩，原来这四十年，我们俩都是在同一个苦井里泡着的。
这时候，窑洞门被推开，呼啦啦涌进来三个黑脸膛的中年汉子，长得都跟我一个模子刻出来似的，像得吓人。秀兰费力地抬手指了指他们，声音像破了的风箱：“援朝哥……这三个娃，都是你的种。我跟书记侄儿过了不到两年，他没碰过我。他打我的时候，我就想，我好歹给你留了后……”
我腿一软，差点跪在地上。我瞪着那三个比我小不了几岁的男人，他们也都红着眼瞪着我。其中一个看着最像我年轻时模样的，沙哑地喊了一声：“爸……我们从小就知道，我们亲爹在北京，叫李援朝。”
我眼前一黑，只觉天旋地转。四十年的委屈、愤怒、思念，这会儿全拧成一股绳子，勒得我喘不上气。我怒吼道：“你为什么不早告诉我！你一个人受了多大的罪你知道吗！”
秀兰剧烈地咳嗽起来，脸涨得通红：“告诉你？告诉你你更不走了！你要是在陕北待一辈子，你就毁了！我毁了，我不能连你一块毁！”
我的眼泪狂流，打在她手背上：“你以为我回北京就过得好吗？我天天想你，想得心口疼！我宁可在这山沟里挑一辈子粪，我也不要你替我受这份罪！”
屋里静得听不见外头的风声。秀兰艰难地抬起另一只手，从枕头底下摸出一块叠得整整齐齐的手帕，里面包着一封信。纸都发黄了，边角磨得起了毛。
“这是……你当年寄来的最后一封……我偷着藏下来的。我每天晚上摸着看，看着上面‘亲爱的秀兰’几个字，我就觉得自己还活得有名有姓。”
我接过信，手抖得几乎拿不住。我展开，看着年轻时自己的笔迹，那些滚烫的情话，此刻像刀子一样扎在我心口。我“噗通”一声，跪在了炕前，高声哭着：“秀兰！我接你回北京！咱现在就去办手续！我伺候你！我一辈子伺候你！”
秀兰却摇了摇头，眼神突然柔和了下来，嘴角甚至带了一丝笑意：“援朝哥……我不去了。我的根在这，娃们也都在这。你能来见我这一面，我死了也能闭眼了。”
她说着，握着我的手突然一松，眼睛缓缓地闭上了，脸上还带着那个笑。我的心像是被活生生掏空了一块，发出野兽般的嘶吼：“秀兰——！”
秀兰走了，就葬在后山她年轻时候跟我一起看月亮的那块坡地上。我给她立了块碑，上面只刻了七个字：李援朝之妻 秀兰。
我留在了陕北，没有回北京。那三个儿子对我很孝顺，一口一个“爸”地叫。我教他们认字，给他们讲北京城里的故事。孙子孙女围着我转，喊我“爷爷”，我心里又酸又暖。
有一天黄昏，我坐在秀兰的坟前，看着远处的山峦，忽然就想明白了。我们这辈子，被时代、被算计、被一封假信拆散，但终究，我没辜负她，她也没辜负我。那三个儿子，就是她给我最好的答复。
我捡起一颗石子，放在她坟头，轻声说：“秀兰，咱下辈子，还做夫妻。这回，没人能把咱分开了。”
风吹过山梁，像是她的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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