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7月，盛夏的某个午后，我独自一人专程来到了位于北京故宫附近中山公园的来今雨轩。
中山公园原名中央公园，位于天安门西侧，是明清两朝的社稷坛。1914年社稷坛正式对外开放，定名中央公园，是北京最早向民众开放的皇家园林。
1925年孙中山先生逝世，灵柩曾停放园内社稷坛拜殿。1928年为纪念孙中山，正式将中央公园更名为中山公园，名字一直沿用至今。
来今雨轩始建于1915年，是民国时期北平文人最重要的公共聚会场所，鲁迅、郑振铎、茅盾等人经常在此聚会。现在建筑内部专门设有文学研究会常设展览。
来今雨轩的大门楹联为：“莫放春秋佳日过，最难风雨故人来”，正是 “来今雨轩” 名字意境的出处。
那天北京的天气炎热，游人如织的中山公园，此处的游客却寥寥无几，我伫立在来今雨轩的门前，徜徉许久，可惜那时手头拮据，并没有数码相机（大概两年之后才买了一台索尼的卡片机），否则便可以拍照打卡留念了。
在1921年2月10日出版的《小说月报》第12卷第2号，刊登了一篇《文学研究会会务报告（第一次）》，通报了这个最早成立的新文学社团的成立情况。
大概在1920年11月间，文学研究会的几个发起人（周作人、郑振铎等）想发起出版一个文学杂志：以灌输文学常识，介绍世界文学，整理中国旧文学，并发表个人的创作。
为此这几位发起人征求了好些人的意见，但因经济的关系，无力自己出版刊物。
于是便想同当时出版业发达的上海各书局接洽，每期的稿子由文学研究会编辑，归他们出版。
当时商务印书馆的经理张菊生和编辑主任高梦旦恰好就在北京，于是双方商议了一两次，确定由他们来出版这个文学杂志。
但是张菊生所代表的商务印书馆方面，以文学杂志与他们当时业已出版的《小说月报》性质有些相似，只答应可以把《小说月报》改组，而不出版新的文学刊物。
文学研究会方面自然不能赞成。当时就有几个人提议，不如先办一个文学会，由这个会出版这个杂志，一来可以基础更为稳固，二来同各书局也容易接洽。大家都非常地赞成。
过了没多久，沈雁冰（就后来的大作家茅盾）来信说商务印书馆请他担任《小说月报》的编辑，并约大家加入这个社，只是内容虽可彻底的改革，名称却不能改为《文学杂志》。
这时文学研究会也在紧锣密鼓地进行筹备之中。几位发起人推举郑振铎负责起草会章，推举周作人起草宣言书。
与此同时，《小说月报》的沈雁冰以个人名义，答应为他们任撰著之事，并以他为文学杂志的代用者，暂时不再出版文学杂志。
宣言书起草竣后，遂以周作人、朱希祖、蒋百里、郑振铎、耿济之、瞿世英、郭绍虞、孙伏园、沈雁冰、叶绍钧、许地山、王统照等十二人的名义发起成立文学研究会，在北京的各大日报杂志上，发表本会之宣言与简章，并征求会员入会。
两个星期以后，入会的人很多。12月30日，在北京的发起人开会，通过加入本会之会员，并议决于1921年1月4日在中央公园来今雨轩召开成立大会。
1921年1月4日，文学研究会如期在中央公园的来今雨轩召开成立大会，到会者共有二十一人。大会推举蒋百里（民国时期著名的军事教育家，后来还成了钱学森的岳父）主席。
会议的议程首先由郑振铎报告文学研究会的发起经过。其次讨论文学研究会的章程，并逐条表决。修改了几条。就是把会期改为每三个月开一次，把第九条改为 “会址设于北京”，而不要以下 “其京外各地有会员五人以上者得设分会” 一句。其余俱完全通过。
章程通过后，进入成立大会的最后一项议程，选举文学研究会的办事机构。以无记名的投票所选举产生。选举结果，郑振铎当选为书记干事，耿济之当选为会计干事。选举结束后，与会人员集体摄影留念。
附：由周作人起草的《文学研究会宣言》
我们发起这个会，有三种意思，要请大家注意。
一，是联络感情。本来各种会章里，大抵都有这一项；但在现今文学界里，更有特别注重的必要。中国向来有“文人相轻”的风气；因此现在不但新旧两派不能协和，便是治新文学的人里面，也恐因了国别派别的主张，难免将来不生界限。所以我们发起本会，希望大家时常聚会，交换意见，可以互相理解，结成一个文学中心的团体。
二，是增进知识。研究一种学问，本不是一个人关了门可以成功的；至于中国的文学研究，在此刻正是开端，更非互相补助，不容易发达。整理旧文学的人也须应用新的方法，研究新文学的更是专靠外国的资料；但是一个人的见闻及经济力总是有限，而且此刻在中国要搜集外国的书籍，更不是容易的事。所以我们发起本会，希望渐渐造成一个公共的图书馆研究室及出版部，助成个人及国民文学的进步。
三，是建立著作工会的基础。将文艺当作高兴时的游戏或失意时的消遣的时候，现在已经过去了。我们相信文学是一种工作，而且又是于人生很切要的一种工作；治文学的人也当以这事为他终身的事业，正同劳农一样。所以我们发起本会，希望不但成为普通的一个文学会，还是著作同业的联合的基本，谋文学工作的发达与巩固：这虽然是将来的事，但也是我们的一个重要的希望。
因以上的三个理由，我们所以发起本会，希望同志的人们赞成我们的意思，加入本会，赐以教诲，共策进行，幸甚。
此宣言原载于1921年1月10日出版的《小说月报》第12卷第1号，还先后刊载于 1920年12月 13日出版的北京《晨报》，1920年12月19日出版的上海《民国日报・觉悟》，1921年1月1日出版的《新青年》第8卷第9号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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