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自：《法库文史资料》第四集
民众教育馆这个在社会上影响较大的群众性教育机构，早在二十年代初期，就在法库县城进行了一些有益的活动。最初叫“讲演所”，以后定名民众教育馆。地址在“吉祥寺”西南角，座东朝西，与基督教会的“福音堂”相对，估地面积不足百平米。临街房子约在十平米，其中三分之一是办公室，三分之二是讲演室兼做业余教室，往里(即东侧)的另一半房间中间是藏书室与阅览室、紧里面是活动室，必要时也补充作阅览室。
最早的馆长是张宝贵(字维贤、回族)，相继是在当时教育界颇为知名的郭兴唐。他衣着朴素，说话和气，平易近人，一些普通市民，贫苦平民和失学的青年人，跟他都很亲近，其中有人经常是他那里的座上客。郭兴唐每天上午，都要登上讲台，宣讲时事和一些做人的道理。他和对面的基督教福音堂的传教士、各自吸引不同的听讲对象。有时听众不多、甚至有人打瞌睡，郭兴唐在台上，照样精神抖擞，言词激昂。星期天或假日，他讲得更加起劲，完全压住了对面的歌声。
郭兴唐还常年办义务夜校，免费教育城镇中因贫穷没有念过书的人，还免费发给他们书籍、文具。他不辞辛苦，每天晚上都有课。学员不分年令，不论职业，更不管贫富贵贱，他奉行一条“有教无类，肯学为优”的方针。多年来不知有多少人，经由这里，从目不识丁到粗通文字。
白天，总有些人在阅览室里看书、看报、下棋、谈天。当时的书库虽不大，但藏书超过万册。所以人们就习惯地叫它图书馆。其中线装书占大比例，有洮昌道尹李友兰赠送的《二十四史》和《四库备要》，有木函装的《正三通》、《续三通》和《皇朝文献通考》有古今版本的《资治通鉴》、以及一些经史子集，有《辞源》和《康熙字典》等。后来逐渐增加《万有文库》《小学生文库》、《百科知识丛书》，还有一般文艺、美术、书法尺犊等书刊以及《小说月报》、《新青年》杂志等。有各地方史志。也还有一小部分后来被日伪定为禁书的，其中属于苏俄的哲学，政治经济学之类的多一些。如《价值价格及利润》、《互助论》、《抗俄以后》等。当然伪满时期应时的书刊也有不少。
后来政局几经变化，人事不断更迭，不但民众教育馆的优良传统遭到破坏、而且图书馆的藏书，也几经洗劫，荡然无存。
我到民众教育馆当馆员，是一九四二年开始的。当时的编制只有三个人，一个馆长，一个馆员和一个杂役。馆长是刘宗英，他曾做过法库县公署警务科警务股长、警察署长和警察训练所的教官，后来因为他与伪法库县副县长日本人吉田合资开油坊，无暇继续担任警官，于是辞官专做买卖。但为了在社会上保持地位，又必须谋一个挂名的头衔。他先当工商会的主事，后当民众教育馆馆长。为了使民众教育馆搞出点名堂，他叫我实际执行馆长的权力，放手开展工作，有问题他承担。
我对于社会教育工作有兴趣而无经验，又上下无靠，只能个人唱独角戏。由于当时严酷的思想控制，时事讲演根本就不能继续，业余教学只办了一班，也不得不中止。当时伪奉天省图书馆，要求各县搞好业务，所以我到民众教育馆开始的一个阶段，主要是开展图书馆业务，钻研图书馆编目学。
后来能够陆续进行一些规模较大的文化活动，是和几位青年朋友的热情襄助密不可分的。他们有的是小学教师，有的是小职员，他们都爱好文艺。又由于受“五四”以来新文化思潮的影响，不满现实，憎恨邪恶，憧憬美好的但又朦胧不清的新天地。他们幼稚、脆弱而充满激情;苦闷、傍徨又执着追求。因而都喜读巴金的小说。他们虽不清楚巴金小说里的人物究竟信仰的是什么，但却深为男女主人公在黑暗中搏击的献身精神所感染。他们不是间适地在欣赏艺术，而是煎熬感情与男女主人公们一块哭笑。共同的爱好，共同的感情，共同的语言，使他们自然的聚拢到民众教育馆来，自然地形成一个“青年读书会”，大家如饥似渴地涉猎能获取的中外名著。有时还偷偷传递一些“禁书”阅读，随后又搞了个业余小乐队，经常举办小型周末音乐会。虽然不过几件简单的土洋乐器，几曲咽哑的“下里巴人”，但在死水般的小城市里，尚属破天荒之举，微澜浮泛，冲破沉寂。从这里开始，凭着年轻人的热情，身负政治高压，尽管软弱无力，仍然为耕耘家乡文化园地做了不少的工作。民众教育馆在这种情况下，在日伪统制最后三、四年里开展了一些较大的文化活动，略记如下。
一、新购图书展览会
一九四二年夏季，一个偶然的机会，是我在长春伪“国通社”工作的一个朋友高丕泽来信告诉我，长春由上海购进一批书刊，是以“满华”文化交流名义购进的，日方尚未及筛选，其中有一部分是“五四”以来有影响的名著和传统名著，可迅速来买，他可以于中沟通。为了不失良机，我就在伪法库县公署文教部门奔走，终于领到一笔图书购置费,急赴长春，经高丕泽从内部联系，购到一批进步书籍。其中有鲁迅、矛盾、郭沫若、郁达夫、叶圣陶、巴金、老舍、田汉、曹禺、欧阳予倩等的文学和戏剧著作。也有萧军、萧红等东北作家的创作。中国古典名著有《红楼萝》、《水浒》、《三国志》与《聊斋志异》等，外国文艺有高尔基、托尔斯泰、屠格涅夫、莫泊桑、沙士比亚、易卜生的作品，以及一些诗歌、散文、小说选。也有迎合一般口味的章回小说和福尔摩斯、亚森罗频的侦探惊险小说。当时日伪正在教育上实行奴化，文化上要"满洲"自成体系，尽量封锁早期进步书刊，造成孤听寡闻局面，我们默默针对这种状态，开展一次健康有益的读书活动，决定举办"新购图书展览会”。于是在同年六月，将所有新书分门别类公开展览。室内加以美化装饰，造成一个幽稚恬静的读书环境。图书按类别加美术标签，安放有序，易查易取。附加说明或介绍，有些书还作了摘要，读者可以自由翻阅。
为开展群众性读书活动，借此掀起一个读书热潮，方便读者，我们还简化了馆外借书手续，并开展读书指导和疑难解答工作。对社会上，特别是青年层的吸引力很大，使图书阅览业务得到广泛地开展。也有一些热衷于古代文学的研究者，中学国文教师，对这里所藏的古书十分重视，借阅甚勤，一下子提高了藏书的社会利用率。
这次展览工作，承廉宏志，肖桂岩的协助，哪里需要他们就在哪里顶班。美术工作由王大可和李牧天负责。古代文学方面的工作，由工商会主事于铁樵承担。社会上知识界的声援与支持，是取得这次活动成功的重要保证。借此机会也促成社会知识界一次友好的会晤和有益的交流。
二、地方美术展览会
一九四四年春季，民众教育馆主办一次地方美术展览会。这个展览会来之不易，是经过较长时间的筹划、征集、约稿以及征得多方赞助下才实现的。它的内容包括绘画和书法，作者都属于法库籍。不论现居者还是离开者，不论健在者还是故去者，也不论年龄、民族、性别、职业、凡是具有一定艺术水准，不分流派，合乎展览要求，一概分门类入展，硕果尽收。展品二百多件，展期十五天。书法方面有阎宝海、石蕴山、柏坚、常有礼、膝竹七的作品，于铁樵的篆刻和张有墀、卢剑萍的楷书，以及当时新秀苏士陶的书法作品。绘画方面主要是国画，有柏坚的巨著《百蝶图》大型绢裱横幅，祁希达和彭凤洲的山水画，段乃延的菊花多幅，千姿百态、如临菊园。徐镜海的《百羊图》、百羊谱和小幅多羊的新作。于铁樵仿齐白石风格的各种画卷，他是一个“多产”作者。在第三展室悬有已故法库知名老画家吴太炎的《八哥》、徐荩卿的羊和从三面船借来张四维的几幅油画。此外有青年习画者王大可与李牧天的图案画。学生作品有徐尚文、南云桥的水彩画。王大可的女模特炭画、突出线条美，一时成为议论的话题。年轻新秀作品，虽功底欠厚，但新蕾初绽，益增花圃芬芳。另外还有泥塑及刺绣品参差点缀。女中一位美术教师的两幅工笔山水画，很有水平，可惜忘记他的名字。(是诗人毕雨华求作的)
展室内外布置一新，每天都拥满参观者，一些画家，书法家和爱好此道者，几乎天天到场，或欣赏、或观摩，或交流心得，感情融恰，同志通合。有的当场作画，有的即兴赋诗，为展览别添风趣。其时正好法库籍在沈阳的名画家张四维回乡，闻讯特地赶来参观。我不认识他，在接待中察觉到这位陌生的参观者，欣赏态度非同一般，探问所及才知来者为谁。我们拿留言薄请他题词，并邀其现场泼墨作画，为展览增辉。张四维初有难色，后以情面难却，略加思索，振笔挥洒，画了一片干枯树干。我当时觉得他不过是敷衍应付，表露艺术工作者的傲气。但是以“特展”悬出之后，行家们发现这是一幅具有民族风格的枯墨笔法写意画。画面远近有别，层次清晰。静观之，有如身临冬日森林之中。这才恍然知其用心所在，给我们绘画技巧上很大启发。
为了纪念这次"美展"盛举，会后铅印一本专辑，题名"美光集”。除了刊登这次展品目录，选登一部分观众留言，还承蒙当时文艺爱好者写的纪念小品、评论、花絮和诗作。王大可绘制了木刻画封面和文间插图。纪念册装帧精致、内容丰富翔实，洋溢乡土气息。当年的中老画家，书法家、殆皆先后辞世，雪泥鸿爪，弥足珍贵。
三、生活改善展览会
一九四二年和一九四三年农历正月十五日元宵节，民众教育馆连续两年举办生活改善展览会。“生活改善”的实际含义是移风易俗。头一年是由王大可设计和绘制，李牧天等协助装置的。展览室除民众教育馆的一角办公室外，全都佔用。原有的物品都临时搬到后院里堆置。
展品的内容和宣传宗旨是通过绘画、实物以及简要文字，放大照片等，表现破除封建迷信和落后的风俗习惯，提倡卫生和道德风尚，尊老敬贤、爱护儿童。其中改善婚丧礼仪的大幅对比画，用灯彩变异方法，表现新和旧的不同形式。场内立体造型的展品，都使人有别开生面，耳目一新的感觉。观众很感兴趣，受到启迪。
第二年是由我县著名美术工作者申申设计和绘制的。他以高度的艺术热情，全神倾注在这次展出的准备工作上。他的工作室就是我家仅有的一间小屋，一面墙壁是他的立体画案，一张方桌是他雕文刻镂的工作台，合色碗和调色盘，满屋皆是，几无立足之地。我每天还要去上班应付日常工作，我的老伴是服务员和“营养师”。申申不挣工资，伙食费在我“家司”里报销。凡是熟悉申申的朋友们都深切了解，申申作画多年，不管是多么亲近的关系，除了从他废纸堆里找一两张手迹外，想获得他的一筹上幅作品作为“私产”，势比登天还难，可是对这次展览正式的准备，却表现了异乎寻常的慷慨大方。在两个月的时间里，竞拿出百件出色的作品。这些展品由王大可，李牧天，廉洪志、肖桂岩等协助装置。在绚丽多彩的灯光笼罩中，谁也想不到这个展览室就是原来破旧的民众教育馆。这些园熟精湛的绘画艺术和雕刻作品，多数是在电动和灯光变化中展现的。宣传改善婚丧礼仪的橱窗，画面是用墨笔勾画的旧习俗;而灯彩一变，原画面就呈现浓郁淡雅，色调和谐的新风貌。灯光不断闪烁，画面反复变化，给人以强烈和爱憎分明的感受。有改善家庭生活方式的四个立体方橱，用背景画，板面置景和立体人物，三层分立，错综、曲折、细腻，加之照明合理，其情其景，使人如同走进四座家庭内室，意兴盎然。其他用电力或发条推动的活动展品，使观众久久围观，不忍离去。
连续两年的生活改善展览会，成为小城灯节的盛会中心。每次展出五个夜晚，观众都非常踊跃。每晚都是刚一开馆观众蜂拥而入，前门进后门出，长蛇大队，川流不息，直至深夜闭馆为止。场内除了自己组织人维持秩序之外，警察也不得不来此值勤。人多时解说员根本就无法工作。后人推着前人，前人总想多留一会儿。
四、业余话剧团的组成与公演
组织业余话剧团，最初不过是一些年轻朋友在一起谈天说地中的非非之想。后来由于读书会和乐队的发展，提到具体日程，逐渐由于“文艺热”的进一步膨胀，以求尽快变理想为现实。第一道难关是如何取得组织合法化的问题。处于日伪严酷的思想统治时期，本来就被警察注意的几个知识青年，想搞什么剧团，确实殊非易事。几经周折，最后不得不投靠伪法库县公署总务科长日本人曾木和弘报室主任商中原。他们正想抓一个宣传机构，加上我们的奔走，终于以“宣抚剧团”这个不光采的名义诞生了。剧团的组织形式庞大、臃肿，包括了伪县公署机关的很多有点实权的中小官吏，他们挂上这个那个头衔，始终没有干也干不来任何实事。而我这实际工作的头头，只领了一个剧务组负责人名义。剧团的牌子挂在民众教育馆门前。从挂牌子的第一天起，也就成了警务科特务股的重点监视对象。带刀的特务和拿马棒的便衣，就像苍蝇一样围着民众教育馆转来转去。剧团的牌子虽然挂出去了，但是其他难题一个个接踵而来。首先面临一个指导思想问题，讴歌“王道乐土”嘛，这是决然干不来的;反满抗日嘛，还都没有这种勇气。走“夹缝道路”，这是大家不言自明的共同想法。与此俱来的是剧本问题，如果演名剧，涉及导演、演员、舞台等一系列困难条件。所以剧本只能根据可能的条件自行编写。接下来是演员问题，大家只不过是话剧的爱好者，谁也没有舞台经验。尤其是女演员，在当时不开化的偏僻小邑，叫女青年登台演戏，有伤名声，舆论难容。过去女学生在学校也演过新剧，但是男角要由女的扮演。如今要在社会上男女同台演出，这件事的本身就是对封建思想的一种挑战。至于舞台布景、装置、道具、灯光、效果等等对我们来讲都是新课题。懂得一点也是一知半解。不用说演话剧，对正规话剧看都没看过几次，真可谓“盲人骑瞎马”，只是凭着一股热情硬闯。
第一次公演是一九四四年秋季，登台节目除了器乐演凑和独唱、合唱歌曲外，公演两个剧目。一个是我写的独幕话剧《时代风》，一个是宗兆书写的四幕侦探剧《两付手串》，这个戏是我们“夹缝道路”的代表作。导演工作由我负担，我本来没有导过戏，也缺乏这门知识，但在别无他法的情况下，凭我的一些书本知识，根据自己对剧本的理解，启发演员，提出要求，并在其排演中加以矫正和引导。而在示范表演方面我根本无能，也不想采取，所以我的导演手法使演员感到吃力，但却给她们充份发挥创造性的机会，通力协作，共同完成塑造典型形象，发展戏剧矛盾，揭示主题思想的演出任务。
舞台设计和布景、化装由申申、王大可全面操持。灯光、效果由刘兴沛、王家兴主管，剧务由廉宏志负责。常鸣钧管服装和道具，得心应手完美无缺。宗兆书和宋颜文协助导演，在学术上他们比我高，借助良多。《时代飞》的主要女演员是章蕉和王玲，男演员有肖桂岩、李牧天、里原和孙德魁等。《两付手串》的主要女演员是马莉，主要男演员是马振文、里原、李耕野、张克瑶。
公演只被批准三天，剧场是文化楼。场内可容一千多人，除了招待票外，应卖的票是一抢而空，天天座满。我们认为这不是戏的艺术魅力使然，它只是说明人们对新文化的响往和渴求。观众和演出者共同写下法库话剧史的第一章。票价很低，仅够最低开支，演职员没有分文酬劳费，连一顿夜餐也没有吃过。大家任劳任怨，只求能够顺利演出。
第二次公演是一九四五年春季，这次演出的剧目，一个是我写的《识字问题》，由里原和孙德魁、王玲主演;一个是宋颜文写的四幕故事剧《明灭》，由马莉、李牧天主演。导演名义上虽然是我，实际是宗兆书和宋颜文两位与我集体完成的。这次排演过程和艰苦和批准手续的麻烦，都比前一次为甚。在此期间我和宗兆书、宋颜文三个人，因为我是剧作者，被警务科特务股定为在册的“重点视察人”。每人每月要写报一次履历书，其实是思想汇报，送交特务股。每天的排练活动，都是在特务的跟踪及窥探中进行。不少人是在思想负担沉重中参与活动的。公演的申请几次被驳回，连总务科弘报室的旗号都失灵了。眼看半年的辛勤劳动付之水东流，人人感到痛心。后来不得已，还是刘宗英拉出日本人副县长吉田障，才勉强得到允许。而且在票价和演出时间等问题上，都作了强制性的规定。头一天演出，刘宗英千万百计拉副县长吉田障到场“审查”，于此借助才没有意外的事情发生，但是整个活动都是在颤颤惊惊之中度过的。
第二次公演的质量，比第一次有所提高，首先是有过一次实践经验，其次是内容增加了花样。在器乐演奏方面，由前次管弦乐器，增加了几件铜管乐器;歌曲演唱方面，有女歌手李贵衡和王跃兰登台，南胡独奏有申申的配景演出《烛影摇红》曲艺方面有原里相声。
准备第三次公演的话剧，写的有我多幕剧《火警》，有宗兆书的四幕故事剧《罪与罚》，这是一部水平较高的作品。排练工作在更加艰苦的处境中进行，精神压力越来越大。前途暗淡，信心日减。又逢一九四五年农历四月十八日，朝阳寺的传统庙会，官方搭野台子露天演出，民众教育馆应召、在野台子演出了音乐，歌曲、相声和魔术节目，大家心情沉郁勉为其难。就在那天演出归来，一个骇人听闻的消息，震颤着每个人的心弦。传闻是国民党的地下组织被获。铁岭日本宪兵队到法库，逮捕了呼育民、宋颜文和于广富，宗兆书也在当日失踪。这个被日伪视为最大的案件，涉及宣抚剧团的两个编剧人。风波所及，出人意料，惊恐与愤懑，窒息着所有的人。当然，宣抚剧团以及民众教育馆的所有工作，都陷于停顿状态，人们天天都在“大祸将临”中叹息着，等待着。
一九八五年四月
附言:本文承蒙宗兆书同志的详细改正，以及廉宏志、肖丁、李牧天等同志如实的补充，于此深表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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