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志军、马立诚合著的《交锋：当代中国三次思想解放实录》（人民日报出版社，2011年1月第1版），以“北大教授为何跳搂自杀”为小标题，披露了一个惊人的事件：1992年10月12日，北京大学经济学院的解万英教授跳楼自杀，窗户旁的桌上放有一本《求是》杂志，杂志封面上边的空白处用圆珠笔手写了八个大字：“共产主义必定胜利”。
1992年10月12日．这不是一个普通的日子。
就在这一天，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胜利召开。
党的十四大报告的主题为《加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步伐，夺取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更大胜利》。党的十四大的召开，标志着已经持续了十几年的改革开放事业又进入了一个历史发展的新阶段。
此次会议有三项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重大决策：确立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在全党的指导地位；明确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抓住机遇、加快发展，集中精力把经济建设搞上去。
可是，这天深夜，在北京大学校园里，一个身影从第四教学楼五楼一间教室的窗口纵身一跃，重重地摔在满是小石子的硬地上。
1993年1月2日出版的《首都经济信息报》“华夏周末”创刊号，刊有宁晋、尹明二人撰写的《北大教授“跳楼”记》的专题新闻报道：
1992年10月13日凌晨6点多，有早起的人经过“教四楼”猛然问发现一人横卧在地。这人头朝向墙，距墙根不到1米，一只眼睛及颌骨都凹了下去。牙齿脱落，全身是血，脑浆外溢，并有成簇的头发和脑浆粘在裤子上，所穿的衣服上还有少量白灰。
很显然，是从楼上摔下致死的。目击者立即报案。
随着晨曦初露，前来围观的人们不由得吃了一惊：这不是北大经济学院资料室主任解万英吗？解万英还任副研究馆员(相当于副教授)、硕士研究生指导教师、经济学院资料室和院行政系统党支部书记。
那么，解万英教授怎么会从楼上摔下来呢？
据公安机关现场勘察，发现五楼的一间教室里留有死者的一件大衣和一个半导体收音机。窗户开着，紧靠窗户的地方有一把椅了，椅子上有死者的足迹。
尤为值得注意的是，在窗户旁边的一张桌子上，放着一本《求是》杂志，杂志封面上边的空白处，有死者用圆珠笔写下的“共产主义必定胜利”八个字。
经法医进行尸检，公安机关的结论是：“无搏斗痕迹”“高坠致亡”。既然现场没有搏斗痕迹，法医尸检也没有发现任何异常，问题就简单了——自杀。尽管公安机关并未明确说这是自杀，但人们不难从勘察结果中得出结论。
于是，北京大学的一个教授跳楼自杀，成为那几天的特别奇闻，传遍了中关村一带的高等院校、科研单位和高科技公司。
对于解教授自杀的原因，人们一般持谨慎态度，不愿过多议论，但是有一种多数人首肯的看法在悄然蔓延着：
解教授是在五六十年代那种氛围里成长起来的知识分子，与系里几位著名教授观点不一致，但是又老实忠厚，辩论不过，常生闷气。十四大召开当天，他如坐针毡，心急如焚。当他从收音机里听完十四大政治报告之后，在五楼那间教室中呆坐一夜，最后在那本杂志上写下“共产主义必定胜利”八个字，左右环顾，倍觉凄怆，面对无可挽回的绝望的夜空，毅然决然为自己的信念挺身殉道了……
各种私下的议论在中关村流传：
“这样的老‘左’，多死几个中国就有救了！”
“死者为大，这么说太过分了吧！”
“别管‘左’右，老解死得像个人样！且比那帮嘴上马列主义，暗地里跑官搂钱的‘左得利’们强多了！”
“这年头，理想、信仰值几个钱？他也真是傻透了，何苦来！”
解万英教授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呢？
解万英，时年53岁，陕西人，1965年毕业于北大经济系，同年留校任教，后在资料室工作，同时兼任一些教学工作。
认识解万英的人都知道，解老师爱认死理，为人耿直，有些木讷。对工作一向认真，家庭责任感很强，十分重视教育培养孩子，经常写点警句以勉励两个儿子认真学习。
解万英在生活中也很细心。他与妻子及两个儿子长期与别人合住在一个单元里，但他从未有怨言。他死前不久分到一间补差房子，同时学校又分给他一套楼层较高的单元房。妻子不愿意搬，他还给妻子做工作，死前一天还劝妻子要顾全大局。
由于多年从事资料整理分析，解万英的学术成果并不突出，但是却有鲜明的个人学术观点。
解万英是五六十年代成长起来的知识分子，由于时代局限，他形成定势的思想具有那一时代的特征。他相信计划经济体制，对市场经济的了解研究不多。
解万英对“私有化”的提法特别反感，曾在《经济资料》等内部刊物上发表过《理直气壮地反对私有制》和《关于分配不公的争论及其治理》等文章，反对“私有化”，反对“私有化”引起的分配不公。
在平时的言谈中，解万英对系里近年来很活跃很知名的几位教授的观点很是有些看法。解老师的言行的确给一般人留下了“左”的印象。
据了解，没有发现与解万英有尖锐利害冲突的人，而且他的家庭也很融洽，他没有理由寻死。那么悲剧的发生到底是什么原因呢？
于是，有了如下“假说”。
10月11日星期日。解万英上午与妻子商量搬家等事。下午原定与妻子去中关村逛跳蚤市场，后因亲戚来访未去。当晚，解万英说13日上午要给研究生讲课，急着备课，所以当晚在学校分的补差房(在别的单元)备课、就寝。
12日上午，解万英先去学校房管处谈新分的房子的问题，然后回房间里听江同志在十四大上做的政治报告。当他听到报告里提出要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后，感到空前失望。由于他不赞成搞市场经济，更没想到把市场经济原则写入党的政治报告中，因而受到强烈刺激，甚至绝望了。
这天晚上，解万英生平第一次未打招呼而没有回家吃晚饭，也没有进行每晚的例行散步。家人以为他在补差房忙于备课或忙于其他工作，所以并未往别处想。
这天夜里，解万英拿着收音机和《求是》杂志，来到“教四楼”五楼那间教室，在万籁俱寂的环境中，他思前想后，只觉无力回天，万念俱灰，以至不能自制，决定结束痛苦的生命。
终于，解万英拿起笔来在心爱的杂志上写下“共产主义必定胜利”的八字遗言(在传统观念中，社会主义及共产主义是计划经济)。
解万英周围的人大多数同意这种分析。
网上流传有解万英的学生为他撰写的挽联：
为共产而生，为共产而死，不愧为共产党员先锋战士；
谋社会之福，谋社会之利，真正是社会主义经济学家。
“解万英坠楼事件”发生后，北大经济学院给他开了追悼会，这一事件在海内外所引起的反响也逐渐平复了下来。
《交锋：当代中国三次思想解放实录》的两位作者最后指出：每当时代转换时刻，总有一些悲剧发生，总有一些新与旧的碰撞摩擦。这是历史上屡见的事。但愿人们能从中汲取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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