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一女子今天上午带着遗憾与不舍离世，年仅41岁，令人惋惜。

我叫周雅琴，今天上午九点四十分，我在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的病房里咽下了最后一口气，年仅四十一岁。走的时候，窗外阳光很好，秋天的太阳照在床单上，白得晃眼。我丈夫陈建国握着我的左手，我女儿朵朵趴在床边哭，我娘家的姐姐站 在窗边背对着我抹眼泪。我很想抬手替朵朵擦一擦眼泪，很想再跟姐姐说一句话，可是我的身体已经不听使唤了。我这辈子活得普普通通，没做过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可我死的时候，心里装着好多好多的遗憾和不舍，沉甸甸的，压得我的灵魂都飞不高。现在我走了，趁着魂儿还没散，我想把我这四十一年的人生，原原本本地讲给你听。你不用记住我，就当是听一个陌生大姐唠了一晚上家常。

我是一九八五年腊月生的，属牛，家在天津红桥区丁字沽那边的一个老工人新村里。我爹周德海是轧钢厂的工人，我娘王凤兰在街道缝纫社做活，我上头有一个姐姐，叫周雅芝，大我七岁。我们家日子过得紧巴，但热乎。我记忆里最清楚的是小时候冬天，一家四口挤在一张大通铺上，我娘在煤炉子上烤馒头片，烤得焦黄焦黄的，撒一点盐面儿，我和姐姐一人一片，嘎嘣嘎嘣地嚼，那香味儿我到死都忘不了。我爹下班回来，自行车前杠上驮着我，路过北站的小卖部，有时候会给我买一根冰棍儿，五分钱的糖精水冻的，我舍不得咬，就一点点嘬，嘬到最后剩一根光溜溜的木棍儿，我还要含在嘴里咂摸半天。

我小时候学习不算拔尖，但也不赖，就是偏科，语文好，数学糊。我写的作文经常被老师当范文念，我记得四年级的时候我写了一篇《我的妈妈》，写我娘的手，写她手指头上全是针眼儿，顶针磨得发亮，老师念着念着自己先哽咽了。那时候我最大的梦想是当个作家，或者当个记者，背着包天南海北地跑，把看见的都写下来。我还偷偷在本子上写过小说，写一个天津小女孩长大了去看海的故事。那个本子我藏在我家床底下的鞋盒子里，后来搬家的时候不知道丢哪儿去了。你看，人这一辈子丢的东西多了去了，最可惜的，是丢了那个敢做梦的自己。

一九九八年我上初中，赶上我爹下岗。那几年厂子效益不好，四十几岁的男人，一夜之间没了饭碗，我爹整个人都蔫了。他原先在厂里是八级钳工，手艺好，脾气也硬，下了岗以后蹬过三轮，看过自行车棚，后来在菜市场支了个摊儿卖水产。冬天卖鱼，他的手泡在冰水里，冻得裂口子，一道一道的血口子，抹上蛤蜊油也不管用。我娘白天在缝纫社，晚上回家还给服装厂锁扣眼儿，一件衣服挣几分钱，锁到后半夜。我从那时候起就明白了一件事：这个家供不起两个大学生。我姐姐雅芝学习好，考上了师范，我娘咬着牙说砸锅卖铁也得供。我初三那年，自己做了个决定，中考报了职业高中，学的是财会。我跟我娘说我不爱念书，念书头疼。其实我哪是不爱念书啊，我是看不得我娘半夜里坐在灯底下，一边锁扣眼儿一边掉眼泪。

职业高中毕业以后，我进了一家商贸公司做出纳，一个月六百块钱，我自己留一百，剩下五百全交给我娘。那年我十九岁，第一次发工资，我给我爹买了两瓶直沽高粱，给我娘买了一双棉皮鞋，给我姐买了支钢笔。我爹嘴上骂我败家，说小孩子家家的挣俩钱儿就烧包，可那天晚上他喝了酒，红着眼圈跟车间老伙计打电话吹牛，说我闺女挣钱了，给我买的酒，我听见了。我这辈子没什么大本事，但我对钱看得开，对家里人看得重，这一点随我爹。我爹常说的话是：钱是王八蛋，花完再挣；人心是肉长的，伤了难补。这话糙，理不糙。

我二十三岁那年，经人介绍认识了陈建国。他是东丽人，在公交公司开公交车，个子不高，话也不多，第一次见面相亲，我俩在食品街吃的饭，他紧张得把醋当酱油倒进了面汤里，我噗嗤一声笑出来，他脸红到了耳朵根。就这么个人，木头疙瘩一样，可是心细。处对象那两年，他每天收了车就骑车到我们公司楼下等我，风雨无阻。有一年冬天下大雪，公交停运了，他愣是推着自行车走了俩钟头到我家，就为了给我送一副兔毛的耳护。我娘看人准，她说建国这孩子不会说，可会做，嫁人就得嫁这样的。二〇〇八年我们结的婚，没办酒席，就两家人在登瀛楼吃了一顿饭，然后回到我们贷款买的四十多平米的小两室里，把两张单人床并到一块儿，就算成了家。那天晚上他跟我说：雅琴，跟着我，让你受委屈了，以后我玩儿了命也让你过上好日子。我说傻话，有热炕头有贴饼子就不叫委屈。

二〇一〇年，我们闺女出生了，取名陈朵朵，小名叫朵朵。为什么叫朵朵？因为那天窗外的槐树开花了，一嘟噜一嘟噜的白花，我躺在产床上疼得死去活来，护士把那个皱巴巴的小肉团儿抱给我看的时候，我一下子就不疼了。我这辈子没见过那么好看的东西。朵朵早产一个月，生下来才四斤二两，在保温箱里住了十天才回家。回家那天，陈建国用棉花垫了个小筐，垫得软软的，小心翼翼地抱着，一路上跟捧着炸药包似的，逗得护士直乐。有了朵朵以后，我就辞了职，在家带了三年孩子。很多人说我傻，说女人不能脱离社会。我知道他们说得对，可是朵朵没人带，我婆婆身体不好，我娘还要帮我姐姐带孩子。我不是没有算计，我是算完了以后，心甘情愿。

朵朵三岁上了幼儿园，我重新出去工作，去了一家物流公司做会计。为了接送孩子方便，我找了个离家近的，工资比原先还低。从那以后，我的日子就变成了一个上了发条的钟：早上五点半起床，给朵朵做饭，送她去幼儿园，再赶去上班；中午啃个烧饼，把账做完；下午五点半下班狂奔去接朵朵，回家买菜做饭，辅导作业，洗衣服，收拾屋子，躺下的时候一般都十一点多了。陈建国开的是早班车，凌晨四点就出车，晚上七点多才回来，我俩一天说不上十句话，有时候就靠冰箱上的便利贴交流：朵朵明天要带彩泥，饺子在锅里，你妈生日别忘了。日子就这么一天一天地过，像卫津河的水，不快，也不停。我不是没委屈过。有时候夜里洗着洗着碗，眼泪就下来了，我也想过，我周雅琴这一辈子，难道就这样了吗？我的海呢？我的小说呢？我的天南海北呢？可是转头一看朵朵睡熟的小脸，一鼓一鼓的呼吸，我就想，算了，等孩子大点儿再说吧。等孩子大点儿——这五个字，是我后半辈子说得最多的话，也是我到死都没兑现的话。

日子真正的转折是在二〇一九年。那年我三十四岁，总觉得胃里不得劲儿，吃点就胀，人也瘦。我一开始没当回事，中年女人嘛，谁身上没点儿毛病，胃胀而已，嚼两片健胃消食片就顶过去了。拖了小半年，是陈建国硬拖着我去的医院，做了胃镜，取了活检。结果出来那天，医生把我丈夫叫进办公室，让他把家属叫来。他没叫别人，他自己就是家属。医生说，不是胃癌，是胰腺上的问题，长了东西，位置不好。我那时候对胰腺一点概念都没有，我还问医生，那要不要紧，切了行不行。医生看了我一眼，那个眼神我到今天都记得，不忍心，又瞒不住。后来的事情，就是一场漫长的、看不到尽头的消耗战。手术，化疗，掉头发，吐，白细胞掉到零点几，打升白针，骨头缝儿里疼得像有钻头在钻。

头两年，治疗效果还不错，肿瘤标志物降下来了，我甚至回公司上过一阵子班。所有人都说雅琴真坚强，雅琴是个战士。其实只有我自己知道，我夜里在卫生间里咬着毛巾哭过多少回。我不是坚强，我是没得选。我死了，朵朵怎么办？她还那么小。每次化疗最难熬的时候，我就闭上眼睛想朵朵叫妈的声音，想我娘做的贴饽饽熬小鱼儿，想我爹蹲在菜市场摊儿后头抽闷烟的背影，想陈建国笨手笨脚给我熬糊了的三回鸡汤。我就靠这些个念想撑着。人说化疗是把自己按在砧板上反复地剁，剁碎了再捏起来，捏起来再剁碎。可我怕的不是化疗，我怕的是有一天，朵朵放学回来，喊妈，没人答应了。

二〇二二年复发。二〇二四年转移到肝。医生私下跟陈建国说，准备后事吧，别让病人遭太大的罪。他回来跟我说的时候，手里拎着我最爱吃的糖堆儿，红果的，裹着晶亮的糖壳儿。他说雅琴，医生说你能吃能喝是好事。我知道他在撒谎，糖堆儿都化了，糖稀顺着他的手指头往下淌，他也顾不上。我接过糖堆儿咬了一口，酸甜的，冰凉的，跟他第一次送我糖堆儿一个味儿。我们俩谁也没戳破谁，就这么一人一半，把那串糖堆儿分着吃了。回家的路上，他推着轮椅，我在后头看着他的背影，十来年工夫，这个男人头发白了一多半，背也驼了。我心里疼得跟刀绞似的，可我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欠一个人的，这辈子还不上了，只能下辈子做牛做马。

住进病房的最后三个月，我想明白了很多事，也攒下了很多遗憾。趁着今天还有力气说，我一个一个地数给你听。头一个遗憾，是我这辈子没去看过真正的大海。你说可笑不可笑，我一个天津人，守着渤海湾长大的，可我上过的最远的海边就是北戴河，还是单位组织的，人挤人，下水饺一样。我说的海是那种电视里的海，蓝得发黑，望不到边，浪打在礁石上，白色的水沫子溅起老高。朵朵去年暑假跟同学去了青岛，回来跟我视频，把手机怼着海面拍，喊，妈你快看，快看啊！我在病床上看着那一小块晃晃悠悠的蓝，笑着笑着眼泪就下来了。我这辈子，被灶台拴了半辈子，被病床拴了后半辈子，到死，也没能站在真正的大海跟前，张开胳膊，让海风把我的头发吹得乱七八糟。来生我第一件事，就是去看海。

第二个遗憾，是我没跟我娘说够话。我娘今年七十了，白发人送黑发人，这世上最狠的事，就这么落到她头上了。她每周三、周六来医院看我，坐一小时，给我剥橘子，剥得干干净净，一丝白络都不留，跟小时候一样。娘俩对坐着，往往说不上几句话，她说的都是宽心话，好好吃饭，听大夫的话，病好了咱回家。我知道她回家路上得哭多老鼻子。我遗憾什么？我遗憾的是，我这辈子跟我娘说的话，全是柴米油盐：朵朵的秋裤，房子的贷款，过年买嘛。我从来没跟她说过一句：娘，谢谢你。娘，我爱你。娘，我这辈子做你闺女，做够了，做美了，下辈子我还来。这些话在我心里滚了千百遍，就是说不出口。天津闺女都这样嘛，心里头滚烫，嘴上就是那几句倔话。昨天晚上她走的时候，我拉着她的手，攒了半天的劲儿，就说了一句：娘，您慢点走，外头黑。她出门以后，我对着天花板哭，为什么，为什么连句热乎话都舍不得给妈。

第三个遗憾，是对我姐姐雅芝的。姐姐这一辈子，其实欠了我一个大人情——当年家里要是紧一紧，未必供不起我上高中考大学，是我自己把路让出来了。可姐姐从来不说这个话，她只是默默地对我好，我生病这些年，医药费她偷偷地垫，垫了多少我不敢细算。上个月她来，趴在我床边睡着了，我看着她的白头发，忽然想起她十几岁的时候，用攒的早点钱给我买过一本《安徒生童话》，蓝皮儿的，海的女儿就印在封面上。那本书我也丢了。姐姐，来生咱们还做姐妹，不过换我当姐姐，换我让着你，换我给你买糖堆儿。

第四个遗憾，是对陈建国的。这半辈子，我俩几乎没红过脸，唯一一次大吵架，是二〇二〇年，我病里脾气坏，嫌他熬的粥咸了，把碗摔了，说了很难听的话，我说这日子我过够了，我说你跟朵朵趁早另寻活路别陪我耗着。他蹲在地上，一片一片地捡碗碴儿，捡完了才说：雅琴，你要是心里疼，你就掐我，你掐我，别伤你自己。就这一句话，把我钉在原地。我这辈子最对不起他的，就是把最狠的话，说给了对我最好的人。我走以后，我最不放心的就是他。建国，我知道你难受，可是你必须得好好吃饭，你的胃不好，不许总拿挂面对付。朵朵交给你了，你要学着给她梳头，先扎个简单的马尾就行，别给她剪短，她喜欢长头发。再往后，要是遇上个知冷知热的人，你就往前走一步，别听别人嚼舌头，我不忌讳这个，我就在那边儿给你把把关。

第五个遗憾，也是我咽气之前最疼的一个，是对朵朵的。朵朵今年十五了，上高一，出落成大姑娘了，眉眼像我，倔劲儿像她姥爷。她学习不用我操心，懂事得让人心疼。我住院这些日子，她每周末来，给我读她们班发生的趣事儿，谁跟谁传纸条被老师逮着了，食堂新出了咖喱饭盖浇。她从来不在我面前哭，只有一回，她以为我睡着了，趴在我腿上，肩膀一抽一抽的，眼泪把褥单洇湿了一大片。我装睡，眼泪顺着眼角流进耳朵里。我不怕死，真的，人被病磨到这个份儿上，死是一种解脱。我怕的是朵朵往后的人生里，妈这个字成了空缺。她的家长会，我一次都没能去成；她的婚礼，我看不上了；她生孩子，没人伺候月子，没人给她熬鲫鱼汤了。朵朵，妈对不住你，把你生下来，没能够陪你走远。妈给你留了几句话，你记住了：一是好好吃饭，别学妈熬夜；二是受了委屈别自己扛，跟你爸说，跟姥姥说，跟镜子里的自己说也行；三是谈恋爱不用着急，那个对的人，会让你笑的时候比哭的时候多；四是无论多难，把书念下去，念下去，你的路就宽。妈这辈子是被灶台和病床圈住的人，你是要去看海的人。

昨天夜里，我让陈建国扶我到走廊尽头的窗户跟前，看了最后一眼天津的夜景。十月的夜，天已经凉了。远处海河的灯还亮着，摩天轮慢悠悠地转，解放桥底下有夜跑的人。这座城我活了四十一年，我认得它的每一条河每一个口儿，西北角的早点摊儿，大胡同的杂货，古文化街的泥人张。我忽然想，我这普普通通的一辈子，不就是这座城里千千万万普通人的一辈子吗？早早地懂事，早早地扛起家，把自己熬成了灰，好让家里人暖和。要说后悔，我不后悔嫁了陈建国，不后悔生了朵朵，不后悔给爹娘当闺女。要说遗憾，我最遗憾的，是从来没为自己活过一天。哪怕一天呢——不上闹钟睡到自然醒，想吃什么吃什么，想上哪儿上哪儿，不为任何人。女人们呐，你们听我一句：先把自己当回事儿，再去当别人的媳妇、妈、闺女。你先是你自己，然后才是别的谁。这话我明白得太晚了，你们要是能早一天明白，我就不算白说这一场。

今天早上，我感到那口气来了。跟大夫说的不一样，不疼，就是累，像小时候跑完八百米，只想坐下来歇会儿。我看着陈建国，想说：粥别熬咸了。看着朵朵，想说：头发长了。看着姐姐，想说：姐，那本蓝皮儿的童话。看着窗外，想说：天儿真好。可是我一个字也没说出来，我只是攥了攥他们的手。九点四十分，我走了。他们说带着遗憾与不舍，说得对，我的遗憾装了一麻袋，我的不舍扯着心尖子。可我也带走了一样东西——朵朵昨晚偷偷塞进我手心里的纸条，上面写着：妈，下辈子我还当你的闺女。

好了，天快黑了，我也该上路了。往前走，别送。要是哪天你在海边，看见一个头发被风吹得乱七八糟的女人，站在礁石上冲着大海傻笑，那兴许就是我。到那时候，替我高兴一回，就当是咱们认识一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