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尔浒之战明军惨败，给明朝带来的震动极为强烈。
这一仗，明朝掏空了国库，集结了全国的优势兵力，把宣府、大同、延绥、宁夏等北方重镇最精锐的部队调到辽东，又把四川、浙江等内地最精锐的部队调到辽东，还派出刘綎、杜松这样全国闻名的大将。
明朝上下本以为这是去犁庭扫穴，结果大军被对方一击粉碎，朝野为之震撼。
震撼过后，恐慌迅速蔓延。
财政上，国库已经耗空，朝廷为支撑战争开始在全国加派辽饷，搞得百姓民怨沸腾；军事上，各省最能打的精兵良将在萨尔浒损失大半，即便再行抽调，也所剩无几。
这一战，把明朝政治腐败、财政破产、军队废弛、无将可用的遮羞布撕得一干二净。
许多嗅觉灵敏的人已经意识到，眼前这个新兴的后金政权，很可能动摇大明王朝的根基，甚至有人担心辽东很快守不住；辽东一失，后金骑兵便可能突破山海关，直抵北京。
于是京城里不少公卿大臣竟偷偷把家眷和家产迁往南方。
值此关头，稳住辽东局势成为朝廷的头等大事。
万历皇帝亲自拍板，起用熊廷弼为辽东经略，命他前往辽东收拾局面。
在熊廷弼到任之前，努尔哈赤已经在萨尔浒大胜之后顺势攻取开原、铁岭，继而吞并叶赫。
这几步走得相当高明，他没有盲目直取沈阳、辽阳，而是先下开原、铁岭，再吞叶赫。
其高明之处，要从辽东的防御格局说起。
明朝在辽东的防御，有一条自北而南、环环相扣的链条，那就是开原、铁岭、沈阳、辽阳四座重镇。
开原是明朝防守辽东东北部的战略枢纽，东接建州，北连叶赫，西控蒙古，一旦失守，辽东北部的屏障便彻底坍塌。
铁岭是沈阳的北大门，也是沈阳北面最后一座重镇要塞，距沈阳只有一百多里地，中间无坚城可守，铁岭一丢，沈阳便再无屏障，从后方腹地直接被推到最前线。
沈阳东面的抚顺此前也已被后金攻占，沈阳就此沦为孤城。
沈阳又是辽阳的屏障，而辽阳是明朝在辽东的政治中心，辽东都司与辽东经略衙门都设在这里。
开原、铁岭相继失陷之后，沈阳岌岌可危，沈阳一旦失守，辽阳便彻底失去北部屏障，这座辽东的政治中心也就危在旦夕。
努尔哈赤的高明，正在于走得稳。
他先取开原、铁岭，打掉沈阳、辽阳的战略屏障；再吞并叶赫，完成海西女真与建州女真的彻底合并，此后攻打明朝便再无后顾之忧——叶赫若不除，后金便如芒刺在背，无法全力进攻辽东。
不仅如此，拿下开原、铁岭和叶赫之后，后金与蒙古东部诸部的通道也被打通。
努尔哈赤通过威逼利诱、联姻结盟，一步步把原本倾向明朝的蒙古东部部落拉到自己一边，彻底打破了明朝以夷制夷、以蒙古牵制东北的战略构想。
熊廷弼还未到任，努尔哈赤已经彻底扭转了辽东的战略局势，形势对明朝极为不利。
熊廷弼到任之后目睹的辽东内情，比预想的还要糟糕。
萨尔浒战败，开原、铁岭接连沦陷，辽东大批将领战死，原有指挥体系遭到严重破坏，明朝积攒上百年的军火武器也在几场败仗中损失殆尽。
熊廷弼在辽阳教场检阅军队，三万多人马中，竟有两万多人没有盔甲、没有兵器，空着手来应付点名。
更严重的是士气，辽东士兵已被吓破了胆，每天都有大量士兵逃亡，留下来的人，有的为了不出城迎战竟故意断绝草料，把自己的战马活活饿死。
辽东百姓的处境更为凄惨，战火所及，到处是逃难的人群，大量百姓失去住所，沦为流民。
熊廷弼在奏折中哀叹：军队毫无战心，民心倒向敌方，器械没有一件完好，辽东已处在旦夕生死的边缘。
面对这样一个生死边缘的辽东，熊廷弼所能凭借的只有一样东西，那就是万历皇帝的信任和赐予的尚方宝剑。
他这次临危受命，先由朝中大臣廷推，再由万历亲自批准，这在当时极为难得。
万历已经三十多年不上朝，绝大多数奏折都被留中不发，唯独对大臣提名熊廷弼出任辽东经略一事，迅速批准，还赐下尚方宝剑，赋予他最高军事权力。
熊廷弼主持辽东防务期间，史书留下了罕见的一幕：万历当时已身患重病，其他奏疏一概不看，唯独熊廷弼从辽东送来的奏疏，他立刻批阅，及时批复。
万历在生命的最后一年里，把对国家仅存的一点关注都放在了熊廷弼身上，放在了辽东身上。
正是有了这份全力支持和授权，熊廷弼才得以施展才干。
熊廷弼刚到辽东时，朝中一些官员吵着要他立刻出兵，收复开原、铁岭。
他随即向万历呈上著名的《敬陈战守大略疏》，阐明自己的战略：此时谈收复失地、进剿后金都属草率，当务之急是先稳住防线，凭城据守，待防线稳固、局势安定之后，才谈得上出战。
万历迅速批示，完全赞同，责令户部、兵部全力保障辽东所需的粮饷和兵员。
整顿辽东，熊廷弼首先以铁腕严肃军纪。
他深知要收复军心，必须严明法纪，到任第五天就在辽阳大设刑场，手持尚方宝剑，把此前临阵脱逃的三员武将和十三名士兵当众斩首，一举震慑全军；随后又上疏罢免畏缩不前的辽东总兵李如桢，换上敢战的李怀信。
经此整顿，辽东军纪大振，军心趋于稳定。
其次是挽回民心，他大力招集逃散的流民，发放口粮和田地，短时间内安置了数十万人，辽阳、沈阳很快恢复秩序，百姓重新振作，商人也陆续回来开市经商。
第三是重修城防、打造火器。
他清楚后金骑兵长于野战而短于攻城，便把防御重心放在城防和火器上：重修辽阳城墙，在城外挖开三道深沟，引水灌入作为护城河；又把沈阳、奉集堡、虎皮驿等地修筑成互为犄角的军事重镇；还主持打造上千门大炮、七千多支三眼铳和鸟铳、五千多辆战车。
他要依托城防、壕沟和火器，限制后金的野战优势，抬高对方进攻的代价。
一番整顿之后，辽东局势逐渐稳定。
在他镇守的一年零三个月里，辽东防守坚固，军容整肃，努尔哈赤也曾试探进攻辽沈，却因熊廷弼防守严密，基本无隙可乘。
然而辽东防线刚刚稳固、局势日渐好转，明朝朝廷却把熊廷弼免职了。
万历四十八年七月，万历皇帝驾崩；一个月后，御史冯三元、顾慥、张修德等言官纷纷上疏弹劾，朝廷掀起围攻熊廷弼的风暴；三个月后，熊廷弼被免职，辽东经略易人。
这场变故，既有小人作祟，也有朝廷出于利益的考量。
京官到地方视察借机渔利，本是当时常态，可熊廷弼性格耿介，根本不理这一套，由此结怨。
第二个是辽东本地官员刘国缙。
刘国缙在辽东招募了一万多名新兵，其中很大一部分并不合格，纯粹是为了冒领军饷，他本人也能从中牟利。
熊廷弼到任后很快查出问题，严查冒领，断了刘国缙等本地利益集团的财路。
两人散播的说法是：熊廷弼到关外经营一年多，花掉朝廷巨额军费，却只知防守、不敢出兵，既不进剿努尔哈赤，连开原、铁岭也没收复。
在他们鼓动下，御史冯三元、顾慥、张修德等人接连围攻弹劾，在朝廷上掀起轩然大波。
面对围攻，脾气火爆的熊廷弼也上了一道奏疏痛斥言官，说朝中这些议论之人根本不懂打仗，前线的事应当由前线将领依据实际情况处置，不该拿书本上的套话指手画脚。
气愤之下，他又接连五次上书，请求罢官回乡。
言官的攻击之所以能掀起大浪，根本原因是击中了朝廷在财政上的焦虑。
为支撑辽东，朝廷已连续三次加派辽饷，总额达五百二十多万两，搞得全国民怨沸腾。
在朝中大臣看来，朝廷花了这么多银子，熊廷弼坐镇辽东一年多，天天只是修城墙、挖壕沟，开原、铁岭一座未复，更谈不上主动剿灭努尔哈赤，照这样守下去，投入再多也看不到摆平战事的尽头。
争论两个多月后，朝廷最终决定撤去熊廷弼的经略职务。
他被撤还有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万历驾崩后，他在朝中失去了唯一的后台，再无人能够庇护。
接替经略的是刚上任的辽东巡抚袁应泰，袁应泰一向有能臣的口碑，这口碑来自他此前在地方治理水利的功绩。
但在军事上，他只擅长后勤和调配军饷，是个很懂财政的官员，恰好契合朝廷当时的关切，因为这场争议的主题本就是财政。
更关键的是，袁应泰迎合朝廷急于进取的预期，与主张防守的熊廷弼不同，他力主主动进攻，刚上任就准备三路出兵，计划收复清河、抚顺。
只是计划尚未实施，努尔哈赤已经先打了过来。
天启元年，即公元1621年农历三月，努尔哈赤亲率后金大军进攻沈阳。
他一直盯着这座城池，熊廷弼在时坚持凭城固守，他找不到机会。
此时万历、泰昌两位皇帝相继驾崩，朝堂混乱，熊廷弼又被免职，换上新主帅袁应泰，努尔哈赤便趁着明朝内乱、主帅更迭的空档期大举来攻。
进攻沈阳，努尔哈赤要解决的最大难题是攻城。
后金骑兵长于野战，不擅攻城，而沈阳城墙高大、壕沟深阔，城墙上火器密布。
熊廷弼经营辽沈一年多，重点正是城防和火器，沈阳若硬攻，必付惨重代价。
为破解攻城难题，努尔哈赤用了两招：一是混入内奸，二是诱敌出城。
此前蒙古部分地区发生饥荒，大批难民涌到明朝边境请求归顺、乞求收留。
袁应泰主张收留，认为若不收留，这些人便可能投奔后金，收留则既能增强自身实力，又能减少后金兵源，于是来者不拒，短时间内收留上万人。
问题在于，他既没把这些人安置到关内，也没有隔离，而是让他们与原有居民混居在防守最前线的沈阳、辽阳两城，其中一部分人竟还被编入军队，由此可见他边关防守经验之不足。
熊廷弼在时，对城内奸细盘查极严，凡有疑点者绝不放入城内，更不会安置在前线。
努尔哈赤敏锐抓住这个漏洞，派出大量手下伪装成难民，经由招抚渠道堂而皇之进入沈阳。
这些奸细送来极为详尽的情报，明军在沈阳的兵力部署、火力配置、城防弱点，努尔哈赤全都掌握，就连守城主将贺世贤好酒贪杯、轻率浮躁的性格也一清二楚。
开战之前，沈阳城已被后金渗透成了筛子。
努尔哈赤率大军抵达沈阳城下后并不强攻，只派少量骑兵前来挑战。
驻守沈阳的辽东总兵贺世贤，是从基层一步步靠军功打上来的将领。
萨尔浒战后，明军许多将领惧怕后金、不敢接战，贺世贤却不怕，还带兵打过几次胜仗，是一员猛将，缺点是有勇无谋、容易轻敌，努尔哈赤便专攻这一弱点。
贺世贤见后金只来了少量人马，竟率一千名亲兵出城迎敌。
后金骑兵佯装不敌，引他追击，贺世贤追着追着便脱离城防工事，陷入后金的包围圈。
他发觉中计，边打边向沈阳城撤退，退到城下时已身中四箭，伤势颇重。
按常理，城内放下吊桥、打开城门，他还能退回城中，可就在此时，城内奸细突然发难，砍断吊桥绳索、破坏吊桥，死死堵住退路。
贺世贤被挡在城外，只得回身与追兵拼杀，手刃数十人之后，当场战死。
此时沈阳城内也陷入混乱，奸细四处放火、扰乱城防，还打开城门。
城上守军见主将战死、城内起火、奸细遍地，瞬间崩溃，城外后金军队在内奸配合下顺利攻入沈阳。
沈阳失守，战事并未结束。
明朝从辽阳调来一支一万多人的援军，由川兵和浙兵组成，沈阳城破时已抵达浑河边。
川兵长于山地作战和近身肉搏，主将是秦邦屏、周敦吉；浙兵承袭戚家军的战法，长于车营和火器战术，主将是总兵陈策，副将是戚金，戚金正是戚继光的族侄。
援军本为增援沈阳而来，如今沈阳已陷，有将领提出撤退，秦邦屏、周敦吉却认为，大军远道驰援辽东，眼看沈阳有难却不施救，出师便失去了意义。
众人商议后决定，在浑河两岸扎营布阵，与后金决战。
秦邦屏、周敦吉率川军渡过浑河，在北岸扎营；陈策、戚金率浙兵在南岸布设战车、火器营。
努尔哈赤率部赶到，不等明军布阵完成，便向北岸川军发起冲锋。
这一次，后金军碰上了硬茬，川兵手持长枪、大刀和藤牌拼死肉搏，后金骑兵连续三次冲锋都被打退，被斩落马下者多达两三千人。
最终川兵因寡不敌众、后援不继而被击溃，秦邦屏、周敦吉等将领全部战死，残部退回南岸。
后金骑兵随即渡过浑河，把南岸浙兵团团围住。
浙兵依靠战车和火器死守，炮火之下后金军死伤无数；一直战到傍晚，浙兵火药耗尽，后金军才冲入营中，双方又展开惨烈的白刃战。
浙兵在让后金军付出巨大伤亡之后，几乎全部阵亡。
浑河一战，一万多名川浙将士面对数倍于己的后金主力，鏖战整整一天，击杀数千名后金精锐，堪称明金交战以来明朝打得最硬气、也最悲壮的一仗。
拿下沈阳之后，努尔哈赤决定乘胜进攻辽阳。
他在沈阳稍作整顿，五天之后的三月十八日，亲率八旗主力向辽阳进军，仅用一天，三月十九日后金大军便兵临辽阳城下。
辽阳是明朝在辽东的政治中心，辽东都司和辽东经略衙门都设于此，袁应泰亲自坐镇防守。
努尔哈赤在沈阳休整的五天，正好给了袁应泰备战的时间。
面对大军压境，他做了三方面部署：一是收缩外围，把奉集堡、威宁营等处军队撤回辽阳，此举虽使外围支点减少、后金更易逼近，却能避免各部零散作战，集中兵力保卫辽阳；二是引太子河水注入城濠，在城濠附近布设火器，以城濠和火器阻挡后金接近城墙；三是派侯世禄等五员将领率兵出城，在城外结阵迎敌。
他没有被动死守，而是以辽阳城墙为依托，把城外迎战与城濠防守结合起来阻击敌军。
三月十九日，后金军进抵辽阳，袁应泰命侯世禄等出城迎敌，双方在城外激战。
明军用火器拒敌，却挡不住后金连续突击，阵营被突破，部队开始溃退，后金乘势追击，明军损失惨重，出城迎战的部队遭到重创。
第二天，即三月二十日，后金开始破坏城外水濠，同时攻打明军依水濠布设的营阵，破毁水濠和营栅之后进逼城墙，明军勉强防守，士气却已极为低迷，人心大乱，当天夜里便有许多官员偷偷逃走。
第三天，即三月二十一日，后金军发起总攻，明军总兵梁仲善、朱万良等战死；城内后金奸细再次放火。
努尔哈赤早先派来的奸细，既潜伏在沈阳，也大量潜伏在辽阳，他们见城外总攻开始，便在城内四处纵火，搅乱城防。
最终在里应外合之下，后金攻陷辽阳，城破之时，袁应泰自杀殉国。
辽阳失守，辽东形势剧变。辽阳是明朝在辽东的统治中心，它一失，辽河以东七十多座大小城堡或陷或降，大量汉人百姓渡过辽河逃往辽西，甚至远逃到山海关以内。
明朝就此失去辽沈一带重要的农业区和绝大部分人口，被迫把防线后撤到辽西。
努尔哈赤打下辽阳后决定迁都于此，巩固战果，后金版图进一步扩大，并在辽东腹地有了新的统治中心，开始把夺取的土地和人口纳入长期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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