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孙德胜，今年七十三，老伴走了六年，一个人住在机械厂老家属院三楼。两室一厅，六十平，客厅墙皮有点起鼓，我不爱弄，反正也没人来。

六月初七那天，我摔了一跤。

说起来也不怨别人，卫生间地砖沾了水，拖鞋底磨平了，我洗完脸转身迈步，脚底一滑，整个人往右边倒下去。右手先撑地，咔嚓一声，手腕一阵钻心疼，紧接着胯骨撞在洗脸池边上，整个人歪在地上，爬不起来。

我在地上躺了大概有五分钟。

瓷砖冰凉，透过秋裤贴在屁股和大腿上，凉得人后脊梁发紧。我试着用左手撑了一下地面，右手腕一使劲就疼得像要断开，根本使不上力。最后我是靠着后背蹭墙，一点一点蹭起来的，扶着洗手台站了足足两分钟，喘匀了气，才挪回客厅。

手腕当时就肿了，像塞了个鸡蛋在里面。我翻了翻电视柜下面的抽屉，找到一卷旧绷带，自己缠了几圈，勒紧了，疼得我龇牙咧嘴。然后又从冰箱里拿了一块冻肉，裹在毛巾里敷在手腕上。做完这些，我坐在沙发上，看着茶几上那部老年机，犹豫了一会儿，还是没打电话。

打给谁呢？

儿子孙建国在省城，开车回来要三个多小时。他在一家建材公司跑销售，天天加班，儿媳妇在商场上班，两口子带着孩子，日子过得紧紧巴巴。上个月我给他打电话，响了很久才接，电话那头闹哄哄的，他说：“爸，我在工地上呢，一会儿给你回。”然后就没回。我等了两天，又打过去，这回倒是接了，说了不到三分钟，他就说“爸我这边还有点事”，挂了。

女儿孙晓梅嫁到了隔壁县，婆家开了一个小超市，她每天守店，从早上八点站到晚上九点。去年她回来过一次，住了两天，走的时候在门口站了很久，跟我说：“爸，你要是有啥事就给我打电话。”我说好。但我从来没打过。我知道她不容易，公公瘫在床上两年了，婆婆身体也不好，她两头跑，自己都快撑不住了。

我还能动，就不给他们添乱了。

手腕疼了一夜，我几乎没睡着。第二天肿得更厉害了，整个手腕像发面馒头一样鼓起来，皮肤绷得发亮。我用左手给自己下了碗面条，打了一个鸡蛋，结果端碗的时候右手一抖，碗摔在地上，碎成几片，面条和汤洒了一地。我蹲在那儿，左手撑着膝盖，看着地上的碎瓷片和面条，愣了好一会儿。然后慢慢地、一片一片地把碎瓷片捡起来，用拖把把地拖干净。肚子饿得咕咕叫，我又重新下了一碗，这回用左手端着，坐到沙发上，一口一口吃完。

第三天，肿消了一点，但还是疼。我心想应该不是单纯的扭伤，怕是骨裂或者骨折了。可我硬是没去医院。为啥？一来嫌麻烦，去医院要挂号、排队、拍片子，我一个人楼上楼下跑，右手又不能动，想想就头疼；二来怕花钱，虽说有职工医保，可现在住院押金动不动就几千，我不想动那点棺材本。

我就这么扛着。每天用左手洗脸、刷牙、做饭、上厕所。刚开始那几天，连裤腰带都系不上，我就干脆穿松紧带的裤子，往上一提就行了。最难的是拧毛巾，左手没力气，拧不干，我就把湿毛巾搭在晾衣架上，等它滴答一会儿再用。

大概过了十天，手腕不那么疼了，肿也消了大半，虽然还不能用力，但起码能活动了。我心里松了口气，想着应该是没事了，就是普通的扭伤，养养就好了。

可这件事像一根刺，扎在我心里，时不时就疼一下。

我开始想一个问题：假如那天我摔得更重一点，比如髋骨骨折，爬都爬不起来，就这么躺在卫生间冰凉的地砖上，会怎么样？

我想了很久。

最大的可能是，我就那么躺着，等到第二天早上，对门的老王头发现我没出门遛弯，觉得不对劲，来敲门。敲不开，他会给我儿子打电话。我儿子的号码存在他手机里，那是好几年前我特意存给他的，说“老王，万一我有啥事，你就打这个电话”。然后我儿子从省城赶回来，三个多小时的车程，等他到了，开门进来，发现我已经在地上躺了十几个小时。

十几个小时。如果是冬天，地板凉，老年人骨盆骨折加上失温，并发症说来就来。运气好，救回来，在床上躺几个月；运气不好，就这么走了，倒也干净。

我把这个念头掐灭了，没让自己往下想。

七月初，社区搞了一次免费体检，就在社区卫生服务站。我去量了血压、抽了血、做了心电图。社区医生姓刘，三十出头的小姑娘，戴着眼镜，说话温声细气的。她看完我的心电图报告，皱了皱眉，说：“孙大爷，您这心电图有点问题，ST段有改变，提示心肌缺血，您平时有没有胸闷、气短、心慌的感觉？”

我说：“有时候爬楼梯会觉得喘，歇一会儿就好了。”

她说：“那您最好去大医院做个心脏彩超，再查个冠脉CTA，看看是不是冠心病。您这个年纪，心脏的问题不能大意。”

我嘴上说“好好好，改天去”，心里压根没打算去。我知道自己的身体，不就是爬楼梯喘嘛，年纪大了都这样。再说了，真查出啥问题又能怎样？做支架？搭桥？折腾一圈下来，钱花了，罪受了，到头来还不是一样。

从卫生站出来，我在小区花园的长椅上坐了一会儿。七月的天，热得要命，知了叫得人心烦。花园里有几个老太太在树荫底下聊天，声音不大不小，隐隐约约传过来几句——“我家老二上周回来了”“我闺女给我买了台按摩椅”“我们家那个死老头子，天天就知道喝酒”……

我听了两句，起身回家了。

回到家，屋里静悄悄的。电视机开着，放着什么购物节目，主持人声嘶力竭地喊着“只要九九八”。我拿起遥控器关了电视，屋子里一下子安静下来，安静得能听见冰箱压缩机嗡嗡的声音。我坐在沙发上，看着对面墙上挂着的老伴的照片，黑白照，她笑着，露出两颗虎牙，还是三十多岁时候的样子。

我说：“秀兰，你说这人活着，到底有啥意思？”

照片里的人不说话，只是笑。

老伴是六年前走的，肺癌。从查出来到走，前后不到四个月。那四个月，我几乎没合过眼，在医院陪着她，给她擦身、喂饭、端屎端尿。她走的那天晚上，拉着我的手，已经说不出话了，嘴唇哆嗦着，眼泪从眼角往下淌。我知道她想说什么，她放心不下我。我握着他的手，说：“你放心走吧，我能照顾好自己。”

她走了以后，我有很长一段时间缓不过来。家里到处都是她的影子——厨房里她常用的那只搪瓷缸子，阳台上她养的那几盆半死不活的吊兰，衣柜里她的衣服还叠得整整齐齐地放着。我不让儿子女儿动这些东西，就让它保持原样，好像她还在一样。

可是日子久了，也就习惯了。习惯了一个人吃饭，一个人看电视，一个人睡觉。半夜醒了，翻个身，摸摸旁边冰冷的枕头，心里空落落的，但也就是空落落的，不会再哭了。人就是这么贱，多大的悲伤，时间一长，也就淡了。

七月中旬，儿子孙建国打了一个电话来。

我正在午睡，手机在茶几上震得嗡嗡响。我摸过来一看，是儿子的号码，心里头莫名地高兴了一下，赶紧接起来。

“喂，建国啊。”

“爸，你在家呢？”儿子的声音听起来有点疲惫，像是刚忙完什么事。

“在呢，午睡呢。你咋样？工作忙不忙？”

“还行吧，就那样。对了爸，我跟你说个事。”

“你说。”

“小宇放暑假了，他想报个夏令营，去海边的那种，一个星期，要三千多块。你看……你能不能支援一下？”

我愣了一下。小宇是我孙子，今年十二岁，上初一。这孩子我一年也就见两三回，春节一回，暑假一回，有时候国庆也回来一趟。每次见面，他都低头玩手机，跟我没什么话说，我叫他一声，他“嗯”一声，头都不抬。

我说：“三千多啊……”

儿子说：“是啊，现在的夏令营都贵。不过对孩子成长有好处，开阔眼界嘛。我跟你儿媳妇这个月手头有点紧，房贷刚还完，车也该保养了，实在是周转不开。”

我沉默了几秒钟。其实我卡里有六万多块，那是我的全部积蓄，老伴走后留下来的三万，加上我这些年一点一点攒下来的。这笔钱我轻易不动，想着万一哪天生了大病，好歹能应个急。

可儿子开口了，我不能不给。

我说：“行，我给你转过去。”

儿子说：“谢谢爸！我让小宇给你打电话啊。”

我说：“不用不用，孩子忙他的，别耽误他学习。”

挂了电话，我拿着手机捣鼓了半天，把三千五百块钱转了过去。我不会用手机银行，还是去年让对门老王教我的，笨手笨脚地操作了好几分钟，才把钱转出去。转完之后，我看着余额短信，上面显示“58623.50元”，心里说不清是什么滋味。

三千五，我两个多月的退休金。说没就没了。

可我又能怎么办呢？那是我的亲孙子，我不给他花，谁给他花？

儿子倒是说话算话，第二天晚上，小宇真的给我打了个电话。电话接通，那边传来孩子的声音：“爷爷。”

我赶紧应了一声：“哎，小宇啊，吃饭了没？”

“吃了。我爸说你给我报了夏令营的钱，谢谢爷爷。”

“谢啥，好好学习，出去玩的时候注意安全，别乱跑，听老师的话。”

“知道了。爷爷，我玩游戏去了啊。”

“去吧去吧。”

电话挂了，前后不到一分钟。我握着手机，听着话筒里传来的嘟嘟声，愣了好一会儿。然后把手机放在茶几上，起身去厨房煮面条。

八月十五中秋节，儿子没回来。

他提前两天给我打了个电话，说公司有个大客户要接待，走不开，等国庆节再回来。我说没事没事，工作要紧，别耽误了正事。他又说给我寄了一盒月饼，让我注意查收。我说好。

月饼第三天就到了，顺丰快递送上门的。我拆开盒子，里面整整齐齐码着八个月饼，莲蓉蛋黄、豆沙、五仁、枣泥，各两个。包装精美，盒子硬邦邦的，拎着挺沉。我拿起一个莲蓉蛋黄的咬了一口，甜得发腻，吃了半个就吃不下了。剩下的七个，我放进冰箱里，每天早上拿出来一个，配着稀饭吃，吃了整整一个星期。

中秋那天晚上，我一个人坐在阳台上赏月。月亮很圆，很亮，挂在对面楼的屋顶上，像个大银盘子。楼下传来别人家的欢声笑语，有小孩在喊“妈妈我要吃那块大的”，有男人在说“来来来，干一杯”，有电视里中秋晚会的声音，热热闹闹的。

我坐了一会儿，觉得有点凉，就回屋了。路过客厅的时候，看了一眼老伴的照片，我说：“秀兰，中秋快乐。”

国庆节，儿子倒是回来了。

十月二号下午，他开着那辆黑色的SUV，带着儿媳妇和孙子，到了楼下。我在阳台上看见他们的车，赶紧下楼去接。孙子小宇又长高了一大截，已经到我肩膀了，穿着一件名牌运动衫，低头看手机，我叫了他一声，他抬头看了我一眼，叫了声“爷爷”，又低下头去了。

儿媳妇倒是热情，拎着一箱牛奶和一袋水果，笑着说：“爸，您身体还好吧？”

我说：“好着呢好着呢，快上楼。”

进了门，儿子在屋里转了一圈，看了看墙皮，又看了看窗户，说：“爸，这墙皮都起鼓了，要不我找人给你重新刮一下？”

我说：“不用不用，又不碍事。”

他又说：“窗户也该换了，这老式钢窗漏风，冬天冷。”

我说：“习惯了，多穿点就行了。”

他们在家里待了不到两个小时。儿子接了两个电话，一个是公司打来的，一个是朋友约他晚上吃饭。儿媳妇坐在沙发上刷了一会儿手机，孙子一直戴着耳机看动画片。我给他们倒了茶，切了水果，他们客气地吃了两块，就没再动了。

五点多钟，儿子站起来说：“爸，我们得走了，晚上约了朋友吃饭。”

我说：“不在家吃吗？我都买了菜了。”

儿媳妇说：“不了不了，朋友都约好了，下次吧。”

我把他们送到楼下。儿子上车前，拍了拍我的肩膀，说：“爸，你照顾好自己，有啥事给我打电话。”

我说：“好，你们路上慢点开。”

车子发动了，缓缓驶出小区。我站在楼下，看着那辆黑色SUV拐过路口，消失在车流里。夕阳把我的影子拉得很长，拖在地上，像一个瘦长的惊叹号。

我回到楼上，打开冰箱，看着里面塞得满满当当的菜——一条草鱼、一斤排骨、一把芹菜、两个西红柿、几根葱。我本来想给他们做一顿好的，红烧排骨、清蒸鱼、番茄炒蛋，都是小宇爱吃的。现在用不着了。

我把排骨拿出来，焯了水，放了姜片和料酒，小火炖了一个半小时，炖得烂烂的，自己吃了一顿。鱼放回冷冻室，想着改天再吃。芹菜炒了一半，另一半用保鲜膜包好，放回冰箱。

一个人，吃不了多少。

国庆节后没几天，对门的老王头出事了。

老王比我大三岁，今年七十六，老伴走得早，也是一人住。他身体比我好，每天早上都去公园打太极拳，傍晚在小区里遛弯，见谁都笑眯眯的，精神头足得很。

那天早上，我照例七点多起来，下楼溜达了一圈，回来的时候看见老王家的门虚掩着，没关严。我觉得奇怪，老王家门一向关得紧，从来不这样。我走过去敲了敲门，喊了一声：“老王？”

没人应。

我又敲了几下，还是没人应。我心里咯噔一下，推开门走了进去。

老王倒在客厅的地板上，穿着睡衣，脸朝下，一只手伸向门口的方向。旁边倒着一把椅子，茶几上的杯子也翻了，水流了一地。

我吓了一跳，赶紧蹲下去叫他：“老王！老王！”

他没反应。我伸手探了探他的鼻息，还有气，但是很微弱。我手抖得厉害，哆哆嗦嗦地掏出手机，打了120。然后又翻老王的手机，找到了他儿子的号码，打了过去。

电话响了很久才接通，他儿子的声音带着起床气：“喂，谁啊？”

我说：“我是你对门的老孙，你爸摔倒了，我已经打了120，你快回来吧！”

他儿子愣了一下，说：“我……我在外地呢，出差，一时半会儿回不去。你先帮我送医院，我让我姐过去。”

我说：“好好好，你赶紧联系你姐。”

救护车来得很快，不到十五分钟就到了。医护人员把老王抬上担架，我跟着一起去了医院。在急诊室外头等了两个多小时，医生才出来，说老王是脑溢血，出血量不小，已经送进ICU了，能不能挺过来，看这七十二小时。

我问：“那他家人呢？他女儿来了没有？”

医生说：“还没联系上，电话打不通。”

我又给老王的儿子打了个电话，他说他已经联系他姐了，他姐正在赶过来的路上。我说你快点儿，你爸在ICU呢，情况不太好。

挂了电话，我坐在急诊大厅的塑料椅子上，等着。医院里人来人往，推车的轱辘声、病人的呻吟声、家属的哭声，乱糟糟地搅在一起。我坐了两个多小时，老王的女儿才急匆匆地赶来，眼眶红红的，一见到我就抓着我的手问：“孙叔，我爸怎么样了？”

我说：“在ICU呢，医生不让进，你去找医生问问情况。”

她去了，过了一会儿回来，脸色更难看了。她坐在我旁边，双手捂着脸，肩膀一抖一抖地哭了起来。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只好拍了拍她的背，说：“别着急，你爸身体底子好，会没事的。”

老王在ICU里待了五天，最终还是没能挺过来。

出殡那天，我去送了他最后一程。他儿子和女儿都在，哭得很伤心，尤其是他女儿，哭得几乎站不住，两个人搀着才能走路。葬礼结束后，他儿子拉住我的手，说：“孙叔，谢谢你，要不是你及时发现，我爸可能……”

我说：“邻里邻居的，应该的。”

他儿子叹了口气，说：“我平时太忙了，一年也回不了几次家，总觉得我爸身体好，没事。谁知道……唉。”

我看着他的背影，心里头说不出是什么滋味。老王走了，走得突然，连句话都没留下。他儿子女儿哭完了，丧事办完了，日子还得照常过。他们会难过一阵子，但很快就会好起来的。生活就是这样，少了谁都能继续转。

可老王呢？他这辈子，就这么结束了。在ICU里孤零零地躺了五天，身上插满了管子，谁也不认识，最后在一个凌晨，悄无声息地走了。

我回到家，关上门，站在玄关那儿，没动。屋子里很安静，只有冰箱的嗡嗡声。我看着客厅里的一切——沙发、茶几、电视柜、墙上的照片——突然觉得这些东西都很陌生，好像不是我的家，而是别人的。

我走到阳台上，点了根烟。我已经戒烟好几年了，但这天特别想抽。烟雾升起来，被风吹散。楼下的小区里，几个小孩在追逐打闹，笑声清脆，传得很远。一个年轻的妈妈推着婴儿车慢慢走过，低头跟车里的小孩说着什么，脸上带着笑。

一切都那么正常，那么有活力。好像死亡是一件很远很远的事，远到跟这些人没有任何关系。

可我知道，它不远。它就站在我身边，等着。等一个合适的时机，就像带走老王一样，把我带走。

十月底，天气转凉了。我的右手腕又开始隐隐作痛，就是那次摔跤留下的后遗症。阴雨天尤其明显，像有人拿根针在骨头缝里扎。我去药店买了一贴膏药贴上，没什么用，还是疼。

有一天晚上，我洗完脚，弯腰倒水的时候，突然觉得一阵头晕，眼前的景物开始旋转，天花板和地板颠倒了过来。我赶紧扶住洗脸池，闭上眼睛，站了好一会儿，那股晕劲儿才慢慢过去。我睁开眼睛，看着镜子里的自己——头发花白，脸上的皱纹像刀刻的一样深，眼袋耷拉着，眼神浑浊，嘴角往下撇着。

这是我吗？

我怎么变成这个样子了？

我对着镜子愣了好一会儿，然后关了灯，慢慢走回卧室，躺在床上，睁着眼睛看着天花板，怎么也睡不着。

第二天，我去社区卫生服务站找刘医生，跟她说了头晕的事。她给我量了血压，高压一百五，低压九十，比上次高了不少。她又问了问我最近的饮食和睡眠，然后说：“孙大爷，您这血压控制得不太好，我给您调一下药，您记得按时吃。另外，您这个头晕，也可能是颈椎的问题，最好去大医院做个颈动脉超声，看看有没有斑块或者狭窄。”

我说：“好好好，改天去。”

她看着我，欲言又止，最后还是说了一句：“孙大爷，您一个人住，身体不舒服一定要及时来看，别扛着。”

我说：“知道了，谢谢你啊，刘医生。”

从卫生站出来，我在小区门口的面馆吃了一碗面。面馆老板姓吴，四十多岁，是个话多的人，一边下面一边跟我闲聊：“孙大爷，好久没见你了，身体还好吧？”

我说：“还行，就是老毛病，血压高。”

他说：“嗨，年纪大了都这样，我妈也高血压，天天吃药。您可得注意，这玩意儿可不能马虎。”

我说：“是啊是啊。”

他端上面来，热气腾腾的一碗牛肉面，上面飘着几片牛肉和一把香菜。我低头吃面，他站在柜台后面刷手机，店里就我一个客人，安静得很。

吃完面，我付了钱，慢慢走回家。路上碰见几个老邻居，打了声招呼，聊了几句天气，然后就各自散了。我回到楼上，开门进屋，换鞋，坐到沙发上，打开电视。

电视里在播一部抗战剧，枪炮声轰轰作响，演员们声嘶力竭地喊着台词。我看了几分钟，觉得无聊，换了一个台，在播一档相亲节目，一个女嘉宾正在说“我想要一个有上进心的男生”。我又换了一个台，在播新闻，主持人面无表情地念着稿子。

我把电视关了。

屋子里又安静下来了。

我拿起手机，翻了一下通讯录。里面存着二十几个号码，儿子的、女儿的、老同事的、老邻居的。我一个个看过去，发现没有一个是我现在可以打电话过去的。

儿子在上班，忙。

女儿在看店，忙。

老同事老张，去年走了。

老邻居老李，搬到儿子家去了。

还有几个，很久没联系了，突然打过去，也不知道说什么。

我把手机放下，靠在沙发上，闭上眼睛。阳光从窗户照进来，落在眼皮上，暖洋洋的。我迷迷糊糊地睡着了，做了一个梦。梦里老伴还在，在厨房里忙活，锅里炖着我爱吃的红烧肉，香味飘得满屋子都是。她回过头来，冲我笑着说：“老孙，去把桌子收拾一下，马上就好了。”我应了一声，站起来去收拾桌子，心里头高兴得很。

然后我就醒了。

厨房里空空荡荡的，没有红烧肉的香味，没有老伴的身影。只有阳光依旧照在地板上，灰尘在光线里浮动。

我坐在沙发上，愣了很久。

十一月，儿子又打了一次电话来。

这回不是要钱，是说小宇期中考试考了全班第十五名，语文考得不好，想找个家教补一补，一节课两百块。他说这话的时候，语气很随意，像是在说一件理所当然的事，末了加了一句：“爸，你看你那边能不能再支援一下？”

我握着手机，沉默了几秒钟。

我说：“上回不是刚给了三千五吗？”

他说：“那是夏令营的钱，这个是补课的钱，两码事。现在孩子竞争激烈，不补课跟不上啊。我跟你儿媳妇工资就那么点，实在是……”

我说：“我知道了，你要多少？”

他说：“先给两千吧，够交十节课的。”

我说：“行，我给你转过去。”

挂了电话，我拿着手机，转了二千块钱过去。余额变成了五万六千多。我盯着那个数字看了很久，然后锁了屏，把手机放到茶几上。

我突然觉得很累。

不是身体上的累，是从骨头缝里透出来的那种累，说不清道不明，就是觉得没劲。干什么都没劲。吃饭没劲，看电视没劲，出门遛弯也没劲。有时候坐在沙发上，一坐就是一个下午，什么都不想，什么都不做，就那么坐着，看着窗外的天色一点一点暗下去。

有一天傍晚，我又坐在阳台上发呆。对面的楼上，家家户户亮起了灯，橘黄色的、白色的、暖色的，一格一格的，像棋盘一样。我能看见对面三楼那户人家的客厅，一家三口坐在沙发上看电视，女人在剥橘子，男人在喝水，孩子在沙发上跳来跳去。

我看了很久。

然后我低下头，看着自己脚下的这间屋子。黑漆漆的，只有阳台上的这盏小灯亮着，昏黄的光照出一小片区域，其他地方都淹没在阴影里。

我忽然想起年轻时候的一件事。

那还是七十年代初，我在厂里当学徒，跟着师傅学钳工。师傅姓魏，五十多岁，技术好，人也和气。他老伴走得早，唯一的儿子在外地工作，一年到头也回不了几次。有一次，我跟师傅加班到很晚，干完活儿，他让我去他家吃饭。他家里很简陋，就一张桌子、几把椅子、一张床。他给我下了一碗面条，卧了两个荷包蛋，自己却只喝了一碗粥。我问他为什么不吃面，他说他不饿。

后来我才知道，他那段时间胃不舒服，吃不下东西。可他从来没跟任何人说过，包括他儿子。他一个人扛着，每天照常上班，照常干活，照常笑眯眯地跟人打招呼。

第二年春天，师傅查出了胃癌，晚期。从确诊到去世，不到两个月。他儿子赶回来的时候，他已经瘦得脱了形，躺在床上，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了。

我去医院看他，他已经认不出我了。他儿子在旁边哭，他茫然地看着天花板，嘴里含含糊糊地念叨着什么，谁也听不清。

他走的那天晚上，我正好在医院。他儿子出去买饭了，就我一个人守在床边。他突然睁开眼睛，看着我，目光清明了那么一小会儿，嘴唇翕动着，像是想说什么。我凑过去，听见他说了一句：“德胜啊，人这一辈子，到头来，还是一个人走。”

说完这句话，他闭上眼睛，再也没有睁开。

那时候我二十五岁，不懂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现在我七十三岁了，懂了。

十二月初，下了一场雪。不大，薄薄的一层，落在屋顶上和树枝上，白茫茫的，看着还挺好看。我穿上棉袄，戴上帽子和手套，下楼去小区里走了走。空气冷冰冰的，吸进鼻子里有点刺疼，但很新鲜，跟屋里那股沉闷的味道完全不一样。

花园里没什么人，只有几个小孩在堆雪人，小手冻得通红，却嘻嘻哈哈地笑着，你追我赶，热闹得很。我站在旁边看了一会儿，嘴角不自觉地往上翘了翘。一个小孩跑过来，差点撞到我，他妈妈在后面喊：“慢点跑，别撞到爷爷！”小孩停下来，仰头看了我一眼，说了声“对不起”，然后又跑开了。

我说：“没事没事，玩去吧。”

我在花园里走了两圈，觉得脚有点冷，就回去了。上楼的时候，我走得很慢，每上一层就停下来喘口气。三楼不高，可我走了好几分钟。到了门口，我掏出钥匙开门，手冻得有点僵，捅了好几下才把钥匙插进锁孔里。

进了屋，我把棉袄脱了，倒了一杯热水，捧在手心里焐着。热水透过玻璃杯传到手掌上，暖洋洋的，很舒服。我喝了一口，水顺着喉咙流下去，整个人都暖和了一些。

我坐在沙发上，看着窗外纷纷扬扬的雪花，发了会儿呆。

然后我做了一个决定。

我去了一趟医院，挂了号，做了检查。心脏彩超、颈动脉超声、血常规、肝功能、肾功能，能查的都查了一遍。花了一千多块钱，心疼归心疼，但查完了，心里反倒踏实了。

结果出来，问题不少：冠心病，早期，还不算严重，但要吃药控制；颈动脉有斑块，好在没造成明显狭窄，也是吃药；血压高，继续吃药；血脂高，加了一种降脂药。

医生是个五十多岁的男大夫，姓周，戴着金丝眼镜，说话不紧不慢的。他看着我的检查报告，说：“孙大爷，您这些问题都不算太严重，但也不能掉以轻心。药要坚持吃，饮食要清淡，少油少盐，适当运动，别劳累，别激动。定期复查，半年一次。”

我说：“好，记住了。”

他又看了我一眼，问：“您一个人住？”

我说：“是。”

他沉默了一下，说：“那您更要照顾好自己。有什么事，及时来医院，别扛着。”

我说：“好。”

从医院出来，我去药店买了药，又去菜市场买了一条鱼、一把青菜、几根葱。回到家，我把鱼收拾干净，放了姜片和葱段，清蒸了。又炒了一个青菜，焖了一碗米饭。饭菜端上桌，热气腾腾的，香味飘了一屋子。

我一个人坐在桌前，慢慢地吃着。鱼很鲜，青菜很嫩，米饭软硬适中。我吃得很认真，一口一口地嚼，细细地品着味道。

吃完饭，我把碗筷洗了，桌子擦了，厨房收拾干净。然后泡了一杯茶，坐在沙发上，打开电视，找了一个戏曲频道，里面正在放一出京剧，《空城计》。诸葛亮坐在城楼上，悠然自得地弹着琴，司马懿的大军在城外徘徊不前，进退两难。

我喝着茶，听着戏，手指在膝盖上轻轻地打着拍子。

窗外，雪停了。月亮出来了，清冷的月光照在雪地上，泛着银白色的光。远处传来几声狗叫，隐隐约约的，像是从很远的地方传来的。

我忽然觉得，这样也挺好。

一个人的日子，习惯了，也就不觉得难熬了。饿了就做点吃的，困了就睡一觉，闷了就出去走走，病了就去医院看看。没人说话，就跟自己说；没人关心，就自己关心自己。说到底，人这一辈子，能陪自己走到最后的，只有自己。

儿子有儿子的生活，女儿有女儿的难处，他们有他们的路要走，我不能指望他们时时刻刻惦记着我。他们有这份心，我感激；他们没有，我也不怨。毕竟，他们也有自己的家要顾，自己的孩子要养，自己的日子要过。我不能成为他们的负担，更不能成为他们的枷锁。

至于那些老同事、老邻居，大家各有各的命，各有各的路。能一起走一段，是缘分；走不下去了，也别强求。人生就像坐公交车，有人上车，有人下车，没有人能从起点陪你坐到终点。

老伴走的时候，我难过得要死，觉得天都塌了。可现在回过头来看，她走得早，未尝不是一种解脱。不用受病痛的折磨，不用眼睁睁看着自己一天天老去、一天天变得没用，也不用体会这种孤零零的滋味。她走在了最好的时候，留在我记忆里的，永远是那个笑起来露着两颗虎牙的女人。

我呢，还能活多久？五年？十年？谁知道呢。说不定明天一觉睡过去，就再也醒不来了。那也没什么可怕的。人固有一死，早晚的事。活着的时候，好好活着；该死的时候，坦然地去死。不拖累别人，也不委屈自己。

腊月二十三，小年。

我起了个大早，去菜市场买了一斤猪肉、一棵白菜、一把韭菜、一袋面粉。回来以后，我开始剁馅、和面、擀皮、包饺子。猪肉白菜馅的，老伴最爱吃的。我包了满满两大盘，冻起来一半，留着慢慢吃，另一半当天煮了。

饺子出锅的时候，热气腾腾的，白白胖胖的饺子浮在水面上，像一群小鸭子。我捞了一碗，倒了点醋和香油，夹起一个咬了一口，烫得我直哈气，但味道真好，鲜得很。

我一边吃饺子，一边给儿子打了个电话。

“建国啊，小年快乐。”

“爸，小年快乐。你吃饺子了吗？”

“吃了，刚包的，猪肉白菜的。”

“那就好。爸，我这边还有点忙，先挂了啊。”

“好，你忙吧。”

挂了电话，我又给女儿打了一个。

“晓梅啊，小年快乐。”

“爸，小年快乐！你吃啥好的了？”

“包了饺子，猪肉白菜的。”

“哎呀，我也想吃了。爸，等我忙完这阵子，回去看你。”

“好，你忙你的，不着急。”

挂了电话，我把手机放在桌上，继续吃饺子。一碗饺子，我吃了二十分钟，吃得干干净净，连汤都喝了。吃完以后，我把碗洗了，把厨房收拾干净，然后泡了一杯茶，坐到阳台上，看着外面的天色一点一点暗下来。

远处有人在放烟花，嘭嘭的响声从远处传来，一朵朵烟花在夜空中绽开，五颜六色的，很好看。我仰着头看了一会儿，嘴角带着笑。

手机响了一下，是儿子发来的一条微信，点开一看，是小宇的一段语音：“爷爷，小年快乐！等我放寒假了回去看你！”

我听了两遍，笑了笑，回了一条语音：“好，爷爷等你回来，给你包饺子吃。”

发完之后，我把手机揣进兜里，继续看烟花。

夜空很黑，烟花很亮。

我坐在阳台上，看着它们一朵朵升起，又一朵朵消散。短暂，绚烂，然后归于沉寂。

就像人的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