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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圈儿
锦衣卫和东西厂，是明代的恶政。后人说起古代的特务政治，想都不用想，就是厂卫。其实锦衣卫原本是皇帝的亲卫军，直属于皇帝本人，只管皇帝的安全保卫——这样的亲卫军，历朝历代都有，不算稀奇。稀奇的是，只有在明太祖朱元璋手里，它变成了主管诏狱的特务。
这跟朱元璋大杀功臣、滥兴大狱有关。干这种事，波及面广，刑讯杀人也多；最关键的是，要办的大多是官府的人，指望刑部、大理寺根本不行，只能由自己的亲卫军来操办。用外人，靠不住；用自己的亲兵，顺手。这套东西，本来是为杀人方便设计的，不是为了公道。
所谓诏狱，并不是真有什么人要谋反，不过是朱元璋要把功臣宿将干掉，让自己的子孙免于内叛的危险。什么法律，什么规矩，都不用讲，皇帝怎么说就怎么干。能干这种昧良心活儿的，除了自己的亲信，别人都没戏。
到了朱元璋快死的时候，人也杀得差不多了，他下令收兵，不让锦衣卫再管案子，所有司法案件统归刑部，锦衣卫还做老本行，护卫皇室。可惜，这样规矩的日子没过几天。规矩是他自己立的，破也是他自己人破的——皇位一换手，什么都得推倒重来。
建文帝被燕王篡了位。明成祖朱棣，是个大有乃父之风的雄猜之主。虽然是篡位，可龙椅终究坐上了，接手的毕竟是人家的江山，名不正言不顺。晚上睡觉，闭上眼睛，想想满朝都是让自己放心不下的臣子，睡不着。
于是肃清的工作还得抓紧，敌人越抓越多，连身边伺候的宫女都出来“谋逆”了。锦衣卫再次开始侦查不轨、拿人办案；此外还成立了由太监主管的东厂，也管这个事。后来有时添设西厂，或者在东西厂之外另设内行厂，一般还是东厂管事的时候多。
锦衣卫，毕竟是健全男人们的职业。要论忠诚靠得住，还得是太监——没了关键零件的人，跟皇帝的关系，就是不一般。东厂的属官，其实也都从锦衣卫里出，只是主管者不同，在皇帝看来，亲疏有别。一样的活儿，落到谁的手里，分量就不一样。离皇帝近的，说话就响。
锦衣卫虽然是亲卫军，可毕竟是外官；东厂的主管都是太监，净了身，成天在皇帝周围伺候着，跟家人一样，看着就亲。所以东厂一问世，权力就比锦衣卫大。臭名昭著的廷杖——把皇帝看不顺眼的朝臣剥了裤子打屁股——就是东厂负责的：打人的行刑者都是没割过的壮汉，可他们全受太监指挥。
既然要管刑侦、审案、行刑，直到最后断案，具体操办的人就不能都是太监——力气不够，也不方便，尤其是做侦探，很容易露相。北京城里厂卫的人，十好几万，相当多是雇来的番子，侦探加走卒。正式编制不够，还要加上大量的临时工。虽说是临时工，在被办的人眼里，也都是番子。
严格来讲，厂卫办案是不合朝廷规矩的。可他们是皇帝的特务、密探，干就干了，谁又能说什么，说了又能把他们怎么样？他们口衔天宪，办的都是诏狱，正常司法系统不能过问。开始的时候，厂卫主要用来监视朝臣，一见不臣的迹象，就锻炼成狱。
洪武时代还没有东厂。老臣钱宰似乎深得朱元璋的欢心，常被揽在身边公干。一日散朝回家，诗兴大发，作了首诗：“四鼓咚咚起着衣，午门朝见尚嫌迟。何时得遂田园乐，睡到人间饭熟时。”第二天上朝，朱元璋劈头就说：你昨天做的好诗，不过你并没有嫌迟呀，改作“忧”字如何？吓得钱宰一句话说不出，一个劲儿地磕头谢罪。
到了后来，厂卫管的事越来越多，涉及的人也日益广泛：商人也管，一般平民也管——管得宽了，油水才大。魏忠贤专权的时候，不仅做秉笔太监，还自己管着东厂，平时特别喜欢人家叫他“厂臣”，那时的奏折，动不动厂臣长厂臣短。
这时候的东厂，整个北京城，加上外地的地方大员、镇守武将，都在它的控制范围，派出的监军和密探，遍布国中。一日，四个老百姓半夜三更在密室喝酒，喝到半酣，一个人破口大骂魏忠贤，另外三个不敢作声。不一会儿，番子闯门进来，把四个人都捉了去。在魏忠贤面前，骂人的当场被剥了皮，剩下三人被放了，可已经被吓得破了胆。
到了崇祯年间，外地商人已经没法进京做买卖了，好些痞棍——不少人实际上做过厂卫的临时工——冒名厂卫，拦路抢劫，敲诈商人。而番子们拿了人，先到一个背静处，把这人剥个干净，财物劫掠一空，然后再交给长官。吃厂卫饭的人越来越多，临时工满地都是；番子缺钱花了，随便抓个商人，这人就成了钦犯，案子就成了诏狱——皇帝根本不知道。
皇帝不知道，可不妨碍底下的人趁机发财。崇祯上台，废了魏忠贤，连起义造反的李自成都觉得他不是昏君，可他始终不废厂卫，不仅不废，反而强化。这个制度，就像附着在皇朝机体上的寄生虫，一直祸害这个朝廷，祸害到死——给它做了陪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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