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为《半月谈》2026年第17期内容
“苦心人，天不负，卧薪尝胆，三千越甲可吞吴”，在约2500年前的春秋时期，越王勾践卧薪尝胆，留下了一部奋发图强的“胆剑篇”。这段历史的主要发生地，就在今天的浙江绍兴。
近年来，绍兴在越国都城核心区域考古取得了重大突破。重见天日的文物，其时代自春秋绵延至两汉。越都考古能重启怎样的“胆剑篇”？
范蠡筑城遗址存
在绍兴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副所长罗鹏研究员的书桌上，《越绝书》和《吴越春秋》是他时常翻阅的两部古籍。这两部记载吴越争霸历史的重要典籍，都记载了一个重要的事件——范蠡筑城。
“当时范蠡建议勾践，要‘处平易之都，据四达之地’，方能建立‘霸王之业’。”罗鹏说，范蠡筑城，开启了绍兴2500年的建城史，但长期以来，这一事件只存于书面记载，缺乏实际印证。
2023年9月，绍兴市区的稽山中学改扩建工地发现了埋藏在地下五六米深处的大木料。得到消息后，罗鹏前往工地查勘，发现地层中确实存在大量木构设施，是一处古代遗址，命名为稽中地点。
2024年2月，绍兴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李龙彬研究员组织人员对这处遗址开展发掘，首次发现越国宫台建筑基址。经碳14测年，它的始建时间距今约2500年，正是勾践称王的时代。
李龙彬告诉半月谈记者，为了在湿地上建造大型宫台建筑，越国工匠在营建基址时，巧妙地将越地的干栏式建筑与中原的台基式建筑结合，有效地避免了桩基沉降。“他们先用树皮、木屑等把地面铺平，垫土成台，再在台基面上开挖基槽，用圆木在基槽中构建筏状木构基础，再在木构基础上铺上大块垫板，在垫板上竖起立柱。”
“非常幸运的是，我们在一组单体础板上发现了刻划文字。经专家解读，上层础板上的两个字可能是‘外’和‘凡’，但也可能是两者合在一起，是‘盖’字，而下层础板上的两个字可能是‘束’和‘东’。这说明，越国大型宫台建筑在营建时，对用料有明确的方位标记。”李龙彬说。
目前，稽中地点已经揭露出一组14个独立基础，长约56米，宽约3米，东西走向，规模宏大。如绍兴市文化广电旅游局（文物局）副局长徐龙淼所言，这些考古发现实证了越王建都的历史。绍兴市文史馆馆长冯建荣表示，系列发现证明了从范蠡筑城至今2500余年，绍兴古城的核心位置没有变动，这也解答了不少绍兴文史学者乃至越文化学者的困惑。
再现越王图强史
在绍兴近代名人秋瑾故居东侧，考古工作者也发现了越国城墙建筑的遗迹，还首次发现了越国高等级祭祀遗址。2500年前，越王勾践很可能就在此祭祀天地。
罗鹏表示，在区域南部45米长的东西向沟槽内，分布着密集的南北向横木，横木长约4至5米，至少叠压5层，每层木头之间垫土、垫石，垫土内夹杂大量白砂石颗粒，有明显分层夯筑迹象。据《越绝书》《吴越春秋》记载，这片区域附近的塔山东南就是越王宫城的外门“司马门”。
塔山因山上有塔得名，还有“飞来”的传说。罗鹏说，据《吴越春秋》记载，范蠡建城时，这座山突然出现，令勾践大为惊讶。范蠡解释这是昆仑之象，象征着勾践可以在此成就霸业。故勾践在山上建立灵台，时常祭祀，卜问天地、观测天象。
2500年后，考古工作者在绍兴发现的高等级祭祀遗址包括祭祀台基、奠基坑、祭祀沟。奠基坑和祭祀沟出土了大量装有动物骨骼的印纹硬陶坛，祭祀沟南侧的灰坑里还出土了成组黑陶豆。发掘区北部存在的瓦片，以及础板间隔分布的大型高等级建筑，可能都与祭祀有关。
“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祭祀对于越国尤为重要。罗鹏说，勾践败于夫差时，也以保留祭祀为由换取了夫差的宽恕。勾践归国后尊天地、事鬼神、修祭祀，卧薪尝胆，最终报仇雪耻，称霸天下。可以说，越国因祭祀而立国，因祭祀而保国，因祭祀而复国。
“越文化作为浙地古老的文化基因，可用‘越魂’来概括。”罗鹏说，“‘越魂’里既有大禹治水精神，也有越国复兴的胆剑精神，更有体恤百姓的民本思想。”冯建荣认为，这些发现，也体现了越人、越国、越文化对于中华文明的贡献。
东南名城文脉长
发现了越国城墙建筑的塔山和畅坊地点，还发现了一处新石器时代马家浜文化的遗存。这是早于越国建都的发现，证明早在6000年前，此地就有人居住生活。冯建荣认为，可以推测在范蠡建城时，这里已经有人口集聚，“范蠡选址建城，既看自然环境，也看人文基础”。
公元前222年，越地归秦，秦在越都旧址设山阴县（今绍兴），隶属会稽郡。东汉永建四年（129年），在分出一部分成立吴郡后，会稽郡的治所迁到山阴县。
两年多来，稽中地点已经发现了1500多枚简牍，其年代主要为两汉至三国时期。据李龙彬介绍，它们分属简、牍、封检、符券、削衣等不同形制，涉及法律文书、行政文书、历谱、书信、户籍、账簿等内容，极富研究价值。“‘稽中简牍’是浙江省内首次经科学考古发掘出土的官方文书简牍遗物，今后还有望发现更多。我们将与国家文物局考古研究中心、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合作，尽快开展清理、修复保护和释读研究。”
李龙彬举例说，一件“河平二年七月尽”简牍写于西汉成帝河平二年，为确认建筑年代提供了重要参考，还有一些简牍则记载了山阴县下辖的一些乡或里的名称，填补了史料空白，展示了汉代地方基层行政运作的实况。多件封检写有“驿马行”“山阴吏马行”“山阴以邮亭行”等字样，为汉代邮驿制度提供重要证据。另有一枚木牍记录犯人罪名的“刑徒坐罪簿”，涉及的刑罚，与汉文帝霸陵外藏坑出土的刑徒俑所体现的刑罚现象一致。还有一批书写有西汉蒙学教材《仓颉篇》的简牍，实证了中央政权对地方文字教育的强化。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博雅讲席教授赵辉评价说，经过考古人多年努力，学术界首次触及越国都城和汉六朝时期会稽郡治的核心。“当时这里就是中国东南地区的政治文化中心。这些发现为建设中华文明标识体系补充了不可或缺的环节。”
半月谈记者：冯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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