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严可复
宿北战役中，当12月17日1纵重新楔入敌纵深之后，遭到整编11师的猛烈进攻。1纵观察到宿新公路上敌汽车川流不息、纷纷北调，同时国民党空军亦猛轰峰山阵地。就在这个紧张时刻，据1纵军史记载：“在此情况下，野司曾电令我纵后撤。纵队鉴于敌已向我发起疯狂进攻，并以大量飞机、炮火封锁我后路，如此时后撤，将使整个战役企图落空，并将造成部队极大混乱和伤亡。乃下定与敌死拼坚守到底的决心，全纵虽有拼垮的危险，但为顾全大局，应当在所不惜”。[1]
叶飞在其回忆录中，亦详细描述了这一过程。叶飞称：“正在这紧急情况下，山野前指负责同志给我来了电话。他说：飞机狂炸，大炮猛轰，敌人连续攻击，八师峰山阵地很难抵挡，要求撤退，他已经同意。当时，前指跟随第八师指挥，告诉我这情况后，要我一纵也撤退。我一听，好似晴空霹雳！谁都懂得：大白天，开阔地，又处在敌人纵深，四面受敌，一个纵队万余人，怎么撤？
我告诉他：敌整十一师正向我纵阵地疯狂进攻，并以大量飞机、大炮封锁我纵后路，而且四面受敌，如果此时撤退，非但将使整个战役意图落空，而且还将使部队造成极大混乱和损失。我并且希望他来一纵加强指挥。他说：敌人封锁得很厉害，带一个警卫班也进不来。但他仍坚持要我纵撤退。我说：‘通路被敌人火力封锁，既然一个班也不能通过，一个纵队怎么能通过撤出来呢？’我建议就是退出战斗也要等到黄昏以后。他却回答说：‘八师已经撤了，你们撤不撤我不管了。’怎么能甩下一个纵队不管呢？！我一听，激动起来，他把电话挂断了，我气得摔掉了电话机”。[2]
这里的“山野前指负责同志”究竟何指？参与《叶飞回忆录》编写工作的王昊在一篇文章中点明了：
“关于山野前指负责人12月17日命令一纵白天后撤之事，《叶飞回忆录》中对野战军指挥系统和指挥关系写得很清楚的：‘山野前指’是‘山东野战军前方指挥所’，‘山东野战军前指随八师行动，直接指挥一纵和八师作战。’对‘原定任务有所改动’是‘山野前指’，以后命令一纵白天后撤的也是‘山野前指负责同志’。山东野战军司令部参谋主任王德在《华东战场参谋笔记》（上海文艺出版社1996年7月版）一书中记述：‘陈士榘参谋长还谈了野指领导的分工：他负责指挥右路的一纵和八师，由西向东打’（第23页）。
至于《叶飞回忆录》中所写的‘野司’、‘野战军司令部’指的是山东野战军司令部。根据中央军委电示，华中野战军司令员粟裕从盐城前线赶到山野指挥部报到，但山野、华野指挥机构此时中央军委并未明令合并，华东野战军也还未得明令组建，所以《叶飞回忆录》只能笼统地称陈毅的司令部为‘野战军司令部’，‘野司首长’指的是陈毅、粟裕（当时谭震林在涟水前线指挥作战）；至于‘山野前指负责同志’，则是指的陈士榘同志”。“熟悉内情的人介绍《叶飞回忆录》写作情况时说：宿北战役的‘山野前指负责同志’，打印稿上是‘陈士榘参谋长’。叶飞在定稿时，回忆起当年陈毅宽厚待人的胸怀，也就改变了指名道姓的写法”[3]。
叶飞的回忆生动具体，然而却存在一个明显的疑问：17日整个白天8师都在准备攻击晓店子（当晚18时开始攻击），峰山当天并未受到威胁，怎么会有“敌人连续攻击，八师峰山阵地很难抵挡，要求撤退”的事呢？陈士榘无缘无故又怎么会同意8师撤出峰山要点呢？无论是山野的阵中日记、8师作战科魏学诚的日记，或是8师干部何以祥、丁秋生等人的回忆，或是战后的总结，甚至是叶飞本人战后的讲话中，都丝毫没有17日8师遭受敌人攻击、要求撤退一事的影子，和叶飞言之凿凿的回忆形成鲜明的对比。
事实上，8师最紧张的时候恰恰是1纵撤回后的16日白天。8师于16日晨占领峰山之后，整个16日白天遭到第60旅和预3旅的狂攻，至当天黄昏，8师将敌数次猛攻击退，才得以巩固了峰山阵地。如果叶飞回忆是误将16日的事错记到17日，那么16日凌晨1纵已经自行撤退至新店子一带，并未得到陈士榘的批准，何来陈士榘电话要求1纵大白天在敌人炮火下撤退的事呢？
另一个启人疑窦之处在于，17日的撤退电话，军史称来自“野司”，而《叶飞回忆录》中则称来自“山野前指”和“山野前指负责同志”。《叶飞回忆录》中关于战役基本进程的叙述均来自1963年11月编印的第20军军史，许多段落甚至用词都是一样的，但为什么要偏偏要将这个地方改过来呢？该军史的“编后记”里记述：“编写期间，又曾三次外出访问了原第一纵队老首长叶飞、谭启龙、刘飞、张翼翔、廖政国、曾如清、张文碧、刘亨云等四十五位同志”，为什么六十年代审定军史时叶飞没有提出“野司”应该是“山野前指”之误，而到八十年代却突然想起来改口了呢？
按照王昊的解释，“野司”是指山野司令部，‘山野前指’是指‘山东野战军前方指挥所’，‘山野前指负责同志’，则是指的陈士榘同志。显然，《叶飞回忆录》中的改动是有意为之。可以推测，六十年代编写军史时，叶飞不清楚当年陈士榘和山野司令部并不在一起；而到了八十年代末出版回忆录时（《叶飞回忆录》及《征战纪事》均是1988年出版），叶飞已经看到了陈士榘回忆录的征求意见稿（《内线还击 驰骋华东——忆解放战争第一年的华东战场（征求意见稿）》成稿于1985年5月），得知陈士榘当时率领一部分人员担任前线指挥，与山野司令部不在一起，故此才有了回忆录中的改动。
叶飞在战后讲话中提到：“预三旅想打通和十一师的联系，由于七团坚持了半天未实现，否则我军侧翼和后方，均将受到威胁，七团的作用很大，但如果七团能早进工事四——五小时，则可减少伤亡，这是一个经验”。[4]叶飞的讲话没有片言只字涉及被要求撤退的事，从1纵当天所使用的防御兵力，以及叶飞所谈还可减少伤亡的经验来看，战况也还未到事后所回忆的那种紧张程度。
17日是否存在陈士榘打来的电话，以及电话的内容究竟是什么，现在已经无可究诘。唯按照作战进程来看，叶飞的回忆显然有值得怀疑之处。其所描述的争论过程，是否属实，尚有待进一步史料的发见。
这里谈到的“野司”、“前指”等机构涉及到宿北战役中复杂的指挥关系，正因为宿北战役中这种复杂的指挥关系以及各级指挥机构的具体位置不时变动，造成各种称呼上的混乱，并由此引起错误的理解，值得详细予以辨析。按照陈粟指示：17日晚“一纵八师七师【五旅】归山东野战军陈参谋长指挥”，集中全力解决第60旅；而“九纵归二纵指挥，集中解决人和圩69师部及41B【旅】一个团”。[5]宿北战场范围并不大，为什么陈毅、粟裕要另设一级战场指挥呢？
经过梳理可知，华东野战军在宿北战场上的高级指挥机关有：
一、华东野战军前线指挥部。这是宿北战役的最高指挥机关。12月13日下达的预备命令，署名的就是“华东野战军司令员兼政委陈毅、副司令员粟裕、副政委谭震林、参谋长陈士榘”。[6]由于原华中野战军司令部机关人员尚在涟水，只有粟裕赶到宿北前线；而陈毅身边也只有一部分山东野战军的参谋和通信人员（当时称为“山野前指”），并不是一个完整的司令部。因而这个机构的准确名称应该是“华东野战军前线指挥部”，[7]简称为“前指”。陈毅、粟裕会合后，12月13日，前指进驻阴平西面之叶庄（当地人称叶圩庄），16日下午移驻王儿庄（位于沭河以西、五花顶东面的王庄集附近）。[8]
二、山东野战军司令部，简称“野司”或“野指”，有的部队（如9纵）在作战总结中按照过去习惯称为“【新四】军”。山东野战军司令部机关的主要部分随1纵、8师南下，据12月14日山野第〇〇八号作战命令可知，山野司令部“本部位于唐店子（龙尔沟北十里）”。[9]唐店子位于宿新公路新安镇以南。12月15日唐亮（山东野战军政治部主任）、陈锐霆（时任山东野战军参谋处处长）报告陈毅、粟裕，称：“野指现往【住】唐店子”。[10]
当日由山野司令部参谋处处长陈锐霆签发的一份通报，亦称：“野直于昨晚24时进抵唐店子带宿营，一中队驻唐店子，二中队驻山前庄、山后庄，三中队驻杜河，四中队驻苏营，警卫营驻大马围”。[11]12月15日夜，山野司令部进驻王儿庄一带，据陈锐霆签发的另一份通报，“野直等单位已于15日夜到达新驻地，一中队、二中队驻王台【儿】庄，三中队驻大何【和】庄，四中队驻小季庄，二科及侦察队一部驻土城子，一营驻山司吾镇（均在乔北镇东及东北）”，“紧急集合场暂规定于王儿庄东北一里沭河西岸之沙滩上”。[12]山野司令部在15日晨陈士榘、王德赶赴前线之后，至16日下午与华野前指会合之前，由唐亮和陈锐霆所主持。
三、陈士榘指挥所。陈士榘回忆：“我只带了原山东野战军的参谋处副处长王德同志和几位作战参谋，跟八师指挥部行动。那时，八师的指挥部设在晓店子以北一个小村庄，八师的师长何以祥、政委丁秋生、师参谋长马冠三、八师预备队二十二团的副团长毕清【庆】堂等同志，都和我挤在一间小房子里，床铺、凳子不够坐，就铺上稻草坐在地上。电台和作战室设在旁边的几间小房子里，同前线指挥部和各个作战部队均立即沟通了有线电话联系”。[13]陈毅、粟裕曾称之为“榘唐指挥所”（15日8时陈粟给陈士榘、唐亮的指示），同日8时唐亮、陈锐霆向陈粟报告：“【陈】士榘、王德今晨去一纵”，说明陈士榘已于15日早晨赴前线指挥，和唐亮分开了，因而之后即未再用“榘唐指挥所”的名称。叶飞在回忆录中称之为“山野前指”，虽然亦无不可，但很容易与宿北战役之前陈毅、陈士榘所率领的山野前指（又称沭阳指挥部，位于沭阳时集驴驼埠村）相混淆。另外需要注意的是，叶飞所说的“山野前指”（即陈士榘指挥所）和山野司令部（“野司”或“野指”）是不在一起的，陈士榘的“山野前指”和8师指挥所一起，在峰山以西的山下吴附近。
另外，尚有山东军区驻临沂后方的司令部以及在涟水担任防御整74师进攻的华中野战军司令部，也需要和陈粟的前线指挥部随时进行联系。
之所以要另设一级指挥机构，以致事后引起各种误解，与华野当时的通讯联络手段和方式有关。陈粟的华野前线指挥部沟通上下联系的主要方式有以下几种：
一是无线电通信。“前指以一台担任对中央军委的专向联络，并变频与晋冀鲁豫野战军联络；以二台变频分别与华中军区司令部、临沂后方司令部、第1纵、2纵、9纵、7师、8师、苏北第6军分区、鲁中军区及留在鲁南地区作战之第10师、滨海警备旅电台联络，并与第7师5旅建立越级联络；三台为战报台，并兼任机动台。战役中无线电指挥通信，上级与下级台，要求随叫随应，越级通信台采取定时约定联络，收发紧急电报采取全程预告，电台与机要部门间架通电话，以争取电报时效；另一部报话机设在陈、粟首长处，用以侦听敌情”。[14]1946年6月内战爆发后，山东野战军前指通信科，由新四军兼山东军区司令部通信联络分局（以下简称通信局）副局长闻述尧负责。10月，闻述尧回临沂军区机关，通信局派倪士梁担任前指通信科长。1台队长由1区队副区队长王子仪兼任，2台队长平凡，报务主任王兴元（王辛伯），3台队长吕广杰，报务主任徐叶。机务室由通信局二科副科长张富根负责。[15]
由于当时中共部队的无线电台少，一般不做话台使用，而无线电报需要收发、编解码等一套流程，对战场指挥而言时效性不强，另外，运动中的部队尚有电台架设等问题，都限制了无线电通信在战场指挥上的使用。
山野之前在泗县战斗中失利，通信联络方面就有惨痛的教训。由于有线通信不畅，指挥员主要靠无线电台指挥部队（这和战斗发起时宋时轮指挥所离前线较远亦有关系），[16]战后曾一度认为电台有问题，还查封了二台的报务日志，后查明责任出在宋时轮身上，才作罢。[17]由此也暴露出仅依靠无线电台指挥作战的弊端。
二是有线电通信。有线通信保密性、时效性均好，是当时实施战场指挥的主要手段。“从前指起，经新安镇开设的总机，通过既设永备线路与山野指挥部、临沂后方司令部建立电话联络；利用阴平至时家集的既设线路与第9纵建立电话联络；经嶂山镇的中间电话站与第1纵、8师、7师及该师5旅，沟通电话联络；第1纵与第8师建立协同的有线电通信联络”。[18]“野指在1纵、8师进攻方向（嶂山镇西侧）开设2号总机，与8师、1纵就近接通。在野指与嶂山总机之间设立了3、4个查线站，这条线路全程约20华里”，“对于2纵、9纵记得是经邵店方向接转电话的。由于距离较远通话不够顺利，有时就靠作战科参谋和骑兵通信员传递情况。对临沂后方由于长途电话线径细、距离远、信号弱，又无增音设备，只好派出参谋蒋熙奎在新安镇设转话站，随时向军区转报情况”。[19]
由此可以看出，华野前指设在阴平叶庄期间，要与前线进行电话联络，必须经过山野指挥部中转，即通过阴平——时集——新安镇——唐店子，再和部队沟通联系。而这种联系也还不都是直接的，如和1纵之间就没有直接的联系，需经由山野指挥部转2号总机（位于嶂山镇西侧，即陈士榘指挥所）再转1纵。同样，要联系2纵的话，则必须经由山野指挥部转9纵（邵店）再转2纵，阵中日记所载16日9时30分“粟示九纵转二纵”云云，就是这个原因。
华野前指原拟14日到时集去（12月13日预备命令），但随即改变了主意，“为照顾交通便利，决即在阴平乡下，不拟去时集”（12月14日陈粟给陈士榘、唐亮的指示信）。然而，由于山野“作战科每天两次汇集战况，基本上是靠电话了解的”，[20]前指必须通过电报或电话转接才能联系山野司令部，不能实时了解战役进程，妨碍了作战指挥。故此，前指于16日下午移驻王儿庄的齐小圩，和山野司令部靠在一起，以改善通信联络状况。
由于通讯器材缺乏，作战中有线通信有些必须采取“自下而上”的架设方式，这是华中野战军在苏中作战时研究出来的办法，并经过粟裕的首肯和推广，逐步被采用。按照这一办法，作战时可以规定由团向旅、旅向师、师向野司架设有线电话，或者高级指挥部门采取在前进方向开设辅助电话站或定点对架的方法，以沟通有线通信，保障指挥员使用电话进行直接指挥。[21]宿北战役中也采用了类似的办法，因当时山野司令部通信连，被复线只有4、50里，而需要联系的纵队或师级单位达6、7个，距离也在10里路以上，所以不得不采用接力式的通信，在适当位置开设分总机或前进总机，由各纵或师就近接转。如1纵电话架到8师总机，8师再架到野指2号总机。[22]可见，叶飞将野司参谋处下达的电话命令归罪于陈士榘，或误认为陈士榘的电话就是野司来的电话，都是由此而引起的。
第三种方式是运动通信，团以下各级主要是徒步通信，紧急战斗文书或命令，派出通信参谋专递。比如14日陈毅、粟裕给陈士榘等的指示，就是用送信的方式送达的。据陈士榘回忆，战斗中，陈毅还曾让山野司令部参谋处长陈锐霆前往陈士榘指挥所了解战况并传达指示。[23]
除此之外，还有常用的信号通信手段，如使用信号弹、哨子、军号、手旗、联络灯、路标、红白袖章等进行联络。[24]
在涉及宿北战役的书籍资料中，存在着不少误写误读之处，原因往往就是搞不清楚指挥单位所在的位置，有的是因为地名称呼不同引起的，[25]有的则是受到人为因素（如叶飞与陈士榘的矛盾）的影响，以致一般读者莫知所从。故此笔者不揣谫陋，为梳理如上，希望读者不因其琐细而忽之。
[1]《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十军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战史》，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十军编印，1963年。第44页。
[2]《叶飞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第393页。
[3]王昊：“运动战思想的硕果——解放战争前期的经验教训和宿北大捷”，《百旅之杰——二十军史话（下）》，杭州出版社，1999年。第130-132页。
[4]“第一纵队叶飞司令员关于宿北战役检讨的报告”，《宿北鲁南战役——华东军区、第三野战军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战史资料选编》，华东军区、第三野战军战史编审委员会编辑室编印，1963年2月。第83页。
[5]“宿北战役阵中日记”。
[6]“宿北战役作战命令”。
[7]斯简：《新四军通信简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278页。
[8]蔡兆银：“宿北战役前线指挥所考证”，《宿北大战》，中共党史出版社，2005年。第521-535页。
[9]《宿北鲁南战役——华东军区、第三野战军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战史资料选编》，华东军区、第三野战军战史编审委员会编辑室编印，1963年2月。第23页。
[10]《宿北鲁南战役——华东军区、第三野战军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战史资料选编》，华东军区、第三野战军战史编审委员会编辑室编印，1963年2月。第39页。
[11]“宿北战役作战命令”。
[12]“宿北战役作战命令”。
[13]陈士榘：《内线还击驰骋华东——忆解放战争第一年的华东战场（征求意见稿）》，1985年5月。第51页。
[14]斯简：《新四军通信简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280页。
[15]李临川、张起信、蒋熙奎：“从津浦前线指挥部到山野前指的通信工作简要情况”，《新四军、华东军区、第三野战军通信兵史料回忆选编（第五辑）》，南京军区司令部通信兵史编写组，1990年。第94-95页。
[16]张起信：“宿北、鲁南战役通信联络组织情况的回忆”，《新四军、华东军区、第三野战军通信兵史料回忆选编（第五辑）》，南京军区司令部通信兵史编写组，1990年。第108页。
[17]据前指二台报务主任平凡的回忆：“记得那日下午我刚下班，饭没吃就到河塘洗澡，下去就被几条蚂蝗咬上了。我正在打蚂蝗，104【按：当时宋时轮的代号】的警卫员赶来叫我说，首长叫你。我澡也未洗成，带着满腿泥，打着赤脚跑回电台。首长见我就说：你上机，马上有份电报给二师，发完就拆线出发。我上机后叫通了二师，发的电报也送来了。对方也说有急报，我报告了首长，他说：就说是我的命令，叫他收报。刚发完，对方给了收据，也报告了首长。我正准备抄对方电报时，首长命令撤线出发。后来才知道，就是这次104对电台监督只发报误了一个重要情报，导致泗城战斗的失利。战争环境容不得半点马虎与粗心。
好在那天毛立民在旁，电台报务日志记得很详细，不仅月、日、时、分、电报号数、字数记得清清楚楚，而且也记了104站在我背后所发的指令。泗城战斗失利后，陈毅司令员赶来前方，组织进行一周的检查，并召集三科、机要科、电台人员了解情况，最后结论是电台无责任，而是硬要电台只发报，不收报所致”。参见平凡：“我从事通信工作的经历”，《新四军、华东军区、第三野战军通信兵史料回忆选编（第四辑）》，南京军区司令部通信兵史编写组，1989年。第89-90页。笔者按：此处需要指出的是，当情况紧急指挥机关要出发时，只发报、不收报是符合一般作战通讯原则的。
[18]斯简：《新四军通信简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280-281页。
[19]张起信：“宿北、鲁南战役通信联络组织情况的回忆”，《新四军、华东军区、第三野战军通信兵史料回忆选编（第五辑）》，南京军区司令部通信兵史编写组，1990年。第109页。
[20]张起信：“宿北、鲁南战役通信联络组织情况的回忆”，《新四军、华东军区、第三野战军通信兵史料回忆选编（第五辑）》，南京军区司令部通信兵史编写组，1990年。第109页。
[21]薛元恺：“忆苏中‘七战七捷’指挥通信”，《新四军、华东军区、第三野战军通信兵史料回忆选编（第四辑）》，南京军区司令部通信兵史编写组，1989年。第187-193页。
[22]张起信：“宿北、鲁南战役通信联络组织情况的回忆”，《新四军、华东军区、第三野战军通信兵史料回忆选编（第五辑）》，南京军区司令部通信兵史编写组，1990年。第112页。
[23]陈士榘：《内线还击驰骋华东——忆解放战争第一年的华东战场（征求意见稿）》，1985年5月。第54页。
[24]斯简：《新四军通信简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281页。
[25]例如，按照温镜湖的“陈毅粟裕宿北战前会合考”（《军事历史》1996年第6期，第48-50页），华中分局驻地是在涟水沭阳交界处的“张集”。温文中因为陈、粟14日给中央电报中提到“张集”，故以为该地名当时不叫“老张集”而是“张集”，其实该结论有误（这一错误为《粟裕年谱》所沿用，参见《粟裕年谱》第207页）。据1947年9月版二十五万分之一军用地图，当时该地就叫“老张集”，据刘皮镇很近（约十四、五里），有城墙，是个较大的集镇，所以华中分局临时驻在此处。另外，华野12月10日“野战字第十九号”命令、1946年12月24日午时陈毅、粟裕等给军委的报告中都提到“老张集”。由此可知，陈粟会合的地点是“老张集”，和现在地图上的地名是一致的，不能因为个别电报中的简称或误写，就误认为当时的地名是“张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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