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不知道，特殊年代里的上海警备区司令，从来不是什么养闲的舒服岗位。1970年的上海，位置特殊影响力大，陆海空多支部队都扎在这里，各方关系盘根错节，稍有处理不当就容易出乱子。上级挑来挑去敲定了周纯麟，还特意给他加上南京军区副司令的头衔，核心要求只有一个。
上海这地方的警备工作，为啥非要搞这种特殊安排？上海警备区从1955年成立就是正军级单位，任务既不同于一般野战部队，也不同于单一军种。当时驻上海的空军第四军、海军基地也都是正军级单位，名义上各有分工，实际工作处处有交叉。不管是城市警卫还是人员调动，但凡牵扯到协调，就容易扯不清。
赶上特殊的政治时期，原本清晰的工作边界变得更加模糊，没人压阵的话，很容易从小分歧变成大矛盾。选周纯麟，不少人一开始纳闷，他一辈子干炮兵，跟警备工作不搭界啊。其实他的资历刚好对上了需求，早在上世纪五十年代，他就当华东军区炮兵司令，后来改任南京军区炮兵司令，干了几十年炮兵主官。
炮兵本身就是对协同要求极高的技术兵种，天天要协调不同环节不同单位，处理系统间关系他早就摸透了门道，管理大单位的经验更是不缺。给他兼任南京军区副司令，也不是单纯给个涨面子的虚衔。本来上海几个驻军团级规格一样，谁指挥谁都名不正言不顺，有了军区副职的身份，协调起来就理直气壮多了。
有意思的是，周纯麟一开始根本不想接这个活。不是能力不够，他太清楚上海这摊子水有多深，责任比普通军区副职重太多，弄不好还要出问题担责任。当时许世友敲定了他，南京军区副政委周贯五也全力支持，上级心里门儿清，这里要的不是只会机械执行命令的干部。
得是能把各方拢到一块儿，让大家都跟着全局走的人。周纯麟干了一辈子炮兵，养成了做事讲准头讲节奏的习惯，不能乱了章法，这个习惯放到上海的工作里刚好合用。那时候特殊运动影响，地方组织受到冲击，军队既要支左又要维稳还要警卫，军地关系本来就敏感得很。
军队内部不同单位之间，也攒了不少不一样的意见。周纯麟上来之后，核心就抓一个稳字。碰到分歧先捋清楚，是职责交叉的正常工作问题，还是影响指挥秩序的原则问题，绝不随便把小事放大成派系对立。他也不是上来就摆架子耍强硬，当过多年高级将领的都懂，什么时候该坚持，什么时候该留余地。
他始终认准一个理，上海的事儿不能只盯着自己单位那点小利益，得放回大局里看，警备区不是来抢权的，是来帮大家协调干活的。那时候上海的矛盾有多缠人？空军第四军和警备区就有不少分歧，大到工作权限小到警卫安排，看法都合不到一块儿，赶上当时的政治气氛，开会有时候争得很直接。
这也不是谁个人脾气的问题，本来各个单位的编制任务领导系统就不一样，原来的协调机制又被冲乱了，再加上军地之间也有矛盾，几层关系缠在一起，换谁上来都头大。1971年之后，肖永银被派到上海处理相关问题，周纯麟带着警备区做了不少配合工作。
就连锦江饭店相关人员的警卫部署，都是周纯麟牵头协调，方方面面都得盯紧，不能出半点儿漏洞。他不光要下命令，还给底下各个部门把要求讲透，防止有人理解错了擅自行动。肖永银牵头抓具体整顿，周纯麟稳后方管秩序，两个人配合得相当顺畅。
上海警备工作最难的从来不是解决矛盾，是控制矛盾的边界。工作有分歧很正常，绝不能把分歧政治化，更不能让整个指挥体系乱掉。周纯麟经历过好几次军队整编调整，什么大风大浪都见过，最懂“分寸”两个字有多金贵。
他靠着自己的老资历压阵，哪怕各方有不同意见，也得坐下来按组织程序解决，不能说翻就翻破坏大局。两个职务叠在一起，就是上级给的尚方宝剑，既能让他说话有分量，也能让上海警备工作跟军区指挥牢牢绑在一起，不会出岔子。
可这份活真的太熬人了，天天弦都绷得紧紧的，白天要处理军地各方的扯皮，晚上还要盯着部队动态，就怕出突发状况。时间长了，周纯麟的身体扛不住了，心脏出了问题，后来走路都得靠拐杖撑着。他也提过调离的请求，可那时候上海局势还没稳，找不到合适的接班人，上级没同意。
他哪怕身体差成那样，重要会议该到场还是亲自到，硬扛了好多年。一直到1976年之后，整个局势慢慢稳定下来，他身上的长期压力才稍微缓解，调整岗位的事儿也提上了日程。1978年，周纯麟终于因为健康原因卸任，由何以祥接任这一职务。
这次交接看起来平平淡淡，其实标志着上海警备区一个特殊阶段的结束。从建国初期的炮兵领导，到特殊时期接下上海这副重担，周纯麟的军旅生涯，经历了军队建设、体制调整和多次政治风云变化。他在上海干的活，早就超出了普通警备司令的职责范围。
上海警备区历任司令员都是能挑大梁的人物，不同时期要面对不同的难题，周纯麟赶上了最复杂的那一段。他没搞出什么惊天动地的大动作，核心就是靠稳，靠拿捏分寸，在多重矛盾里维持住了军队的统一指挥，没有出大乱子。
何以祥接任之后，上海警备区进入了新的工作阶段，岗位跟着形势和干部身体状况调整，本来就是对工作对干部负责的做法。周纯麟也终于卸下沉担，给自己的身体放了假。
参考资料：解放军报 周纯麟上海任职纪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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