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续两天两次违反规定被罚款六千元,驾驶证也被吊销了。这并不是飙车党炫技的账单,而是一位普通的上班族为了“不迟到”所付出的代价。在深圳,高速应急车道并不是随便就可以走的捷径,它是用高额罚款来筑起的一条红线。
计算出的结果很扎人。每次罚款三千元,扣六分,这是深圳特区交通条例中规定的。两次相加之后,六千元现金被划走,驾驶证累计记分也达到了十二分的上限。对于很多在深发展的年轻人而言,六千元大概就是城中村一间单间的月租。一边是有违章的人心存侥幸节省下来的几分钟,另一边是打工人用自己的一个月的劳动换来的一处安身之处,两者都用一个数字来衡量,这样的冲击要比抽象的法律规定更加有穿透力。
更为严重的是,扣满十二分就会使驾驶资格被暂时冻结,需要参加为期七天的安全交通法律法规的学习,并且要通过科目一的考试才能恢复驾照。罚款是一刀切式的痛苦,而重考则是把痛苦延长了——请假罚款、刷题费神、拿到驾照之前每次出行都要重新安排。隐形的成本要比六千块钱更难承受。
让人意想不到的是,当事人发声道出实情并没有卖惨,也没有找理由。他大方地把罚单展示出来,并且承认了自己的侥幸心理,不遵守规则。“认罚并劝退”的态度,在网上撕开了一个口子。一般情况下我们会假设违章的人会抱怨执法过于严格,会说“情有可原”,但是这一次,当事人用实际行动表明:有些错误是没有任何辩解余地的。不应该喊冤的人却在喊冤,不应该共情的人却在极力共情,这就是讽刺的地方。
评论区很快就被分成了两部分。一方认为处罚过重,理由是“打工人不容易”,而且当事人没有造成交通事故,也没有实际阻碍救援车辆,属于“情急之下犯错”,建议酌情从轻。这背后的声音就是对生存压力的一种同情。早晚高峰的堵车中,每一分每一秒都有关系到全勤奖或者老板脸色的问题,这样的焦虑是真实存在的。另外一方则比较坚决:应急车道是生命通道,人人平等。
如果因为没有发生事故而减轻处罚,那就是鼓励赌博的心态。两派真正的分歧并不是“要不要罚”,而是“罚多一点还是少一点才够”。把“打工人不易”的话术用在这里,危险的地方就在于它把可以无限延长的一个困难叙事嫁接到一个本应该没有弹性安全规则之上——今天迟到可以请假所以借道,明天家里有事也可以请假闯红灯,退路一留,线就不是线了。
存在很大的认识偏差。反对重罚的人把应急车道的价值看作是“使用率”。因为目前没有救护车经过,所以空着也没有什么关系,可以借用一下也不至于引起太大的风波。但是这个逻辑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应急车道的价值就在于它的“空置”。它与灭火器、消防通道一样,没有人愿意用到它们上面,但是当需要用到的时候,它们就必须得存在。用“没有人使用”来证明“可以占用”是不对的,就像用“这栋楼从来没有发生过火灾”来证明灭火器是没有必要的。
如果发生交通事故或者有人突然发病,救援车辆能不能在黄金时间赶到,就看这条道路是不是畅通无阻了。每个占道的人认为自己只是一次,但是成千上万次的“这一次”累积起来之后,生命的通道就被堵住了。
深圳之所以能开这么高的罚单,是因为它有特殊的立法权。作为经济特区的深圳可以制定比国家规定更严厉的交通处罚标准。在大多数地方,占用应急车道要被罚款二百元并且扣除六分,但是在深圳却被提高到了三千元。两百与三千一起出现,并不表示五十步和一百步的区别,而是“疼一下”与“长记性”的区别。两百元的罚款对于某些人来说可以看作是“偶尔买路钱”,但是三千元就可以使绝大多数人下一次开车之前会多犹豫几秒钟。
这样的差别不是随便设定的,在城市高密度的交通环境中,这是为了满足治理的需求而设立的。在高速公路上,由于车流量大、密度高,所以任何违章行为都会产生连锁效应,所以要提高违法的成本来抑制人们的侥幸心理。
合法使用应急车道的情况很清晰:车辆出现故障不能移动或者车内人员突发疾病威胁生命时。迟到、赶时间、堵车心烦等都算不上是紧急状况。把个人时间焦虑放在公共安全规则之上,实质上就是特权思想留下的痕迹。当事人连续两天选择了同一条违规路线,这就表明这不是一时冲动的结果,而是经过了计算之后的一种冒险行为。他赌的是电子眼拍不到,赌的是不会正好遇到救援任务。第一天没有被现场拦住,给了他第二天继续赌的资本,“成功一次就默认可以复制”的心理,正是交通治理所要打破的。
这次争论的意义,并不是在讨论罚款数额是否公正合理,而是要重新定义人们对规则的敬畏之心。六千元、十二分是深圳的一种信号,即以违规来换取效率,所付出的代价之大,已经可以让你重新考虑生活中的事情了。
规则不会因为某个人遇到困难就改变,生命的通道也不会因为一时的空闲而降低价值。罚单落下来之后,争议也就结束了,留下的只有下次握紧方向盘的时候更加小心。比起六千元的罚款以及重考带来的麻烦来,平安到达才是打工路上最昂贵的奢侈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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