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2月2日，广西宾阳芦墟镇的墟场上，一个挑夫把扁担从右肩换到左肩，扁担两头各挂着十只“筒”——用竹篾编成的圆筒，里面一只套一只，码着刚出窑的青白瓷碗。
他蹲在墟场边沿的空地上，用搭在脖颈上的汗巾擦了一把脸。
扁担没有卸下来，仍压在肩上。
这是桂南会战之后芦墟第一个像样的墟日。
十天前，日军近卫师团攻占宾阳，中国军队在昆仑关的血战刚刚收尾，镇内房屋在炮火中毁了大半，但墟场上的瓷碗已经重新摆开了。
这一天是寅日。
《宾阳县志》记芦墟的墟期为“寅、申、巳、亥日”，三天一墟，赶墟人数约两万余人，冬天更多。
寅日排在十二地支的第三位，每十二天轮转三次。
对四乡八里的人来讲，寅日就是寅日，不需要看日历。
天蒙蒙亮的时候，从吴村、老窑、林村、渌思那些山坳里出来的人，已经走在通往芦墟的土路上了。
他们的扁担两头挂着竹篾编的筒，一只筒装十只碗，一担就是十八到二十筒，将近两百只瓷碗压在肩上。
走十几里山路，中间不能歇太久。
瓷是脆的，磕一下就豁了口。
宾阳人烧瓷，这件事至少可以追溯到明末。
最初的窑架在架枧村，也就是后来叫碗窑村的地方，一个姓陆的人家建了第一口窑。
到清乾隆元年，余、陈、邓、李几姓迁入，窑口慢慢多了起来。
两百多年过去，芦圩镇以南十里的山坳里，北起吴村，南至老窑，东到渌旺，西及渌黄，东西八里、南北十里的范围内，散布着十四座以烧瓷为业的村庄：渌思、新塘、吴村、天塘、老窑、林村、渌旺、渌来、渌廖、渌韦、佛龙、渌黄、卡墨、渌丁。
这串村子藏在山岭间，地下的瓷土好，山上的松柴多，窑火从明末一直烧到民国。
那个蹲在墟场边沿的挑夫，他扁担里的碗大概率来自渌思。
1948年民国县志编纂时统计过，渌思的瓷器质量在十四村中排第一，老窑村则起源最早，最典型。
渌思的碗墩实，胎体厚，釉色偏青，泛着哑光。
碗底没有款识，就是寻常人家灶台上用的家什。
宾阳的瓷不是观赏器，它是日用器。
碗、盘、盏、碟、杯、壶，没有一样是为了摆在架子上看的。
它们要经得起磕碰，要经得起乡下灶台上常年累月的洗刷。
烧一窑碗不是容易的事。
山里的窑户多是半工半农，几家人合伙盘一口窑。
烧的是松柴，瓷坯装在泥制的匣钵里，一窑火要点上十几个时辰。
火候的把握全凭窑工的眼睛和经验。
一窑下来，损了三成是常事，有时候整窑都废了。
出窑的碗经过拣选，好的装筒，次的留在本地贱卖。
装好筒的碗要往芦墟送，靠的是挑夫的一双脚板。
山路不平，扁担在肩上一颤一颤地晃，两只竹筒跟着晃。
走到半路下雨，泥路滑，摔一跤，这一趟就算白干了。
工钱换不来几个铜子。
挑夫们算过账，从山坳挑到芦墟，一担赚不了多少，但家里等着米下锅，不挑不行。
墟场上的碗行是另一套算法。
芦墟当年有大小碗行数十家，是宾阳瓷器最大的集散地。
窑户本钱薄，烧一窑碗要买柴、雇工、备料，手头往往周转不开，就得向碗行借钱。
碗行老板借钱给窑户，嘴上说不收利息。
但还钱的时候，窑户得用瓷器抵。
市价一筒碗卖四十个铜元，抵债只算三十六个。
四个铜元的差价，就是碗行赚的利钱。
这套做法没有契约，没有担保，全凭一句口头承诺。
窑户下次烧出好碗，还是送到这家碗行来；碗行下次借钱，还是照旧不收明面上的利息。
信誉在扁担和碗之间流转，比铜钱更管用。
这种老式的信用关系，把山里窑火和墟场喧闹拴在一根看不见的线上。
窑户离不开碗行的周转资金，碗行离不开窑户的货源。
双方的角力藏在人情里，谁也不说破。
偶尔有窑户欠了钱还不上，碗行也不上门逼债。
欠着就欠着，下一窑出了碗再抵。
但欠债的窑户从此在这家碗行面前矮了一头，开价的时候不好还嘴。
这套规矩没有人写在纸上，但每一个赶墟的人都懂。
碗行收了碗，往哪里去？
宾阳瓷器的销路不限于本地。
《广西省经济概况》记载，宾阳瓷器以省内左右江各县为主要市场，上林、迁江、都安、那马等县的商贩常在芦墟进货，间或销往云南、贵州。
上右江的船可以通到百色，从百色转陆路进贵州、云南。
芦墟本身不靠大江，但陆路往南宁、往百色的商道是通的。
瓷器从芦墟碗行过一手，装进竹筐，绑上骡马驮架，或者再雇挑夫，一程一程地往外走。
它换回洋纱、布匹、煤油、生盐，再回到芦墟的摊子上。
1933年的时候，广西省政府把团甲改成区乡，卢墟团改成大同区，卢墟设镇。
镇公所挂牌子的时候，一个叫伍良桥的乡绅把“卢墟”写成了“芦墟”。
有人问他为什么改，他说卢墟的人越来越多了，百家百姓，卢字上面加个草头更合适。
这个说法卢姓以外的人都愿意听，于是“卢墟”就变成了“芦墟”。
名字里的草头并不指向某种具体的草，但芦墟这块地方确实被草包围着。
四周的山坡上长着松树，山脚下是稻田和菜地，墟场本身是一片露天的平地。
赶墟的人从四面的路上来，带着自家的出产，摆在地上，等着买主。
1940年2月2日这天，昆仑关大捷的消息在墟场上流传。
1939年12月18日到1940年1月11日，中国军队在宾阳境内的昆仑关与日军打了将近一个月的仗，日军阵亡五千余人。
但日军随即调集重兵反扑，2月2日攻占了宾阳县城。
芦墟镇内房屋在炮火中炸毁严重，赶墟的百姓是在废墟之间的空地上摆的摊。
没人有心思庆祝什么，也没人有心思哀叹什么。
碗摆在地上，人蹲在摊后，该买的买，该卖的卖。
日子要过下去，碗要卖出去，米要买回来。
赶墟的百姓里，有人从渌思方向来，扁担还压在肩上。
有人从新桥方向来，箩筐里装着谷米。
有人从思陇方向来，背篓里放着竹木器。
芦墟墟场上的主要商品除了瓷器，还有谷、米、竹木器、棉纱、布匹、煤油、桐油、花生油、生盐，以及各种手工业品。
瓷器摊子集中在墟场的一片区域，地上铺着稻草，碗一只一只扣在稻草上，白的青的码成排。
卖瓷器的贩子蹲在摊后，不吆喝，也不急着招呼人。
他们的神情有一种老生意人的平静，等着赶墟的人自己走过来，蹲下，拿起一只碗翻过来看碗底，再放下，拿起另一只。
这些碗从渌思、老窑的山坳里出来，经过挑夫的扁担，经过碗行的账本，最终到了芦墟的墟场上。
它们接下来还要走更远的路。
买碗的人可能是上林来的小贩，也可能是都安来的行商。
他们买了碗，装进自己的箩筐，沿着来时的路走回去，再过一墟，这些碗就会出现在别的墟场上。
也可能就此留在某个村子的某户人家的灶台上，盛饭，盛粥，盛一切能盛的东西。
宾阳的瓷在民国时期有过自己的高光时刻。
1936年出版的《广西省经济概况》里写：“宾阳乃广西著名瓷器产区，宾阳瓷器在广西的声誉，正如景德镇瓷器之在江西。”
1942年的《广西年鉴》说得更直白：“本省瓷器，以宾阳为最著……其质之优，驾无锡、上海之上。”
这些评价是写给外头人看的，山坳里的窑户大概没听说过。
他们只知道碗烧出来了要挑到芦墟去卖，碗行收碗的价格压得低，但好歹能换回几个铜元。
1948年，宾阳的瓷器业已经发展到十六个行政村、四千人从事瓷陶业，瓷窑四十七条，陶窑十一条。
其中专门生产瓷器的有十个行政村，七百一十五户，产值折合一千万元法币。
这个数字放在广西全省的手工业里是头一份。
宾阳以制造各种手工业品闻名的村子还有十六个，方村织灯芯带，石坎村做纸扇纸被，罗村制笔，但瓷器是宾阳最大的一宗。
从芦墟墟场往南走十里，进入那些烧瓷的山坳。
路是土路，两边长着杂草和矮松。
走到渌思村口，能看到路边堆着的废瓷片，青的白的碎了一地，是历年拣选下来的次品。
窑户的院子不大，角落里码着松柴，屋檐下晾着刚拉好的坯。
窑是龙窑，顺着山坡的走势修上去，长的有十几丈。
烧窑的时候，窑工从下往上依次点火，火舌顺着窑膛往上走，松柴的油脂在火焰里滋滋响。
一窑烧完，打开窑门，热浪扑面，瓷碗一只一只从匣钵里取出来，还烫手，窑工戴着厚布手套一只一只翻看。
挑夫们在窑户的院子里等碗出窑。
碗拣好了，装进竹筒，一担一担挑起来，沿着来时的土路走回芦墟。
山路有坡，上坡的时候扁担压得深，下坡的时候扁担弹得高。
挑夫的步子有固定的节奏，不快不慢，一天走一个来回。
走到芦墟墟场边沿，把扁担从肩上卸下来，两只竹筒靠在地上，人蹲在旁边歇。
汗巾搭在脖颈上，后背的衣服湿透了，贴在身上。
碗行的人过来看货。
掀开竹筒的盖子，抽出一只碗，翻过来看碗底，用手指弹一下碗壁，听声音。
声音脆的说明烧得好，声音闷的说明火候不到。
谈价的时候，碗行的人报一个数，挑夫或者窑户摇头或者点头。
谈成了，碗过秤，装进碗行的库房，账记在本子上。
下一次窑户来借钱，这笔账就是底子。
这套流程从明末一直走到民国三十八年。
宾阳的窑火烧了两百多年，中间没有断过。
战乱的时候断过一阵，但窑冷了还能再烧。
日军的炮火炸塌了芦墟的房屋，炸不掉山里的窑。
窑户躲在山上，等仗打完了回来，把窑修一修，重新点火。
挑夫等路通了，重新把扁担搁到肩上。
碗行等墟场恢复了，重新在地上铺开稻草。
1940年2月2日芦墟墟场上的那个挑夫，歇够了，站起来，把扁担重新搁到肩上。
两只竹筒跟着离地，晃了两下，稳住了。
他往碗行那边走，步子不快，扁担在肩上一颤一颤的。
墟场上的人挨着人，扁担挨着箩筐，瓷器摊子上的碗在日光下泛着哑光。
远处有人在谈价钱，声音不大，混在人群的嘈杂里听不真切。
碗行的人掀开竹筒盖子的时候，挑夫把扁担从右肩换到左肩，等着对方开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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