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选关露？
1982年12月5日，北京，冷得出奇。
东四头条203号，文化部宿舍一栋筒子楼的一楼，一间不到二十平米的房间里，一个七十五岁的老太太穿戴得整整齐齐，躺在床上，吞下了两瓶安眠药。
她叫关露。
七个月前，中共中央组织部刚刚派人到她病床前，宣读了平反决定。那个压了她四十三年的“汉奸”帽子，终于被摘掉了。
按理说，苦尽甘来了。可她没有笑，没有哭，没有大宴宾客，没有四处诉说。她安安静静地，等到了七个月后一个没人注意的周末，然后走了。
走的时候，床头柜上放着一杯水，两个空药瓶，碗里还有两个煮鸡蛋。她的老友陈慧芝后来回忆说，她穿得干干净净，两手叠放在胸前，像睡着了一样，脸色苍白而平静。
你可能会问：等了四十三年的清白，好不容易等到了，为什么还要死？
要回答这个问题，得从她这一辈子从头说起。
一个写出“春天里”的姑娘
关露原名胡寿楣，1907年出生在山西右玉县。她是个才女，真真正正的才女。三十年代的上海滩，提起女作家，排在前面的就三个人：丁玲、张爱玲，还有一个就是她。
但关露跟那两位不一样。丁玲写的是知识分子的苦闷，张爱玲写的是旧上海的苍凉，关露写的，是底层的、挣扎的、还带着希望的普通人的生活。
1936年，电影《十字街头》上映，里面有一首插曲，叫《春天里》。歌词是关露写的：“春天里来百花香，朗里格朗里格朗里格朗，和暖的太阳在天空照，照到了我的破衣裳。”
这首歌传遍了大江南北，赵丹唱的，贺绿汀谱的曲，词是关露的。几十年后还有人哼这个调子。
你看看这歌词，多亮堂，多轻快，多相信未来。一个能写出这种歌词的人，心里是装着光的。
但1939年，一道命令下来，这束光就被她自己亲手摁灭了。
潘汉年找她谈话
1939年秋天，关露接到组织的通知：去香港，找廖承志和潘汉年接受任务。
潘汉年是谁？中共情报系统最厉害的人物之一，中央社会部副部长，专门管地下情报工作的。他见到关露，开门见山说了一件事：需要她回到上海，利用她和李士群一家的关系，打入汪伪特工总部“76号”，摸清李士群的动向，在适当的时候策反他。
李士群是什么人？“76号”的魔头，汪伪政权的特务头子，手上沾了不知道多少抗日志士的血。
关露听到这个任务，脸上露出了难色。她是个文人，是个写诗写歌的人，让她去跟特务头子打交道，这不是把一只羊往狼窝里送吗？
廖承志看她紧张，拍了拍她的肩膀，用开玩笑的口吻说了一句：“组织上并没有要你在半夜里打着手电去撬李士群的保险箱啊。”
潘汉年接着嘱咐了两句话，这两句话，关露记了一辈子：
第一句：“千万要注意，你在那里要多用眼睛和耳朵，少用嘴巴。”
第二句：“今后要有人说你是汉奸，你可不能辩解，要辩解就糟了。”
关露回答得很干脆：“我不辩解。”
三个字。一个承诺。她用四十三年来兑现。
为什么偏偏是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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