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马槽底下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后母戊鼎（原称司母戊鼎）：1939年出土于河南安阳武官村，通高133厘米，重832.84公斤。
一九三九年三月十九日，河南安阳武官村，天黑得伸手不见五指。
一个叫吴希增的农民拎着把探铲，摸到邻居吴培文家的祖坟地里偷偷下铲。探到十三米深，铲头突然顶住了硬东西。拔出来一看，铲尖卷了刃，上面挂着一层绿锈。
那层绿锈底下，埋着中国最重的一口青铜器。
往后的事，村里人记了一辈子。几十号人连着挖了三个通宵，白天用原土把坑填上，夜里再挖。终于把一只四足两耳的庞然大物从泥里拽了上来。三十多年后它成了国宝，可当时没人认得，只觉得它四四方方、口子敞着，像喂马用的槽子，便随口叫它“马槽鼎”。
它确实重。八百三十二公斤挂零，配上那副身板，要从十几米深的坑里弄上来，靠的是圆木搭架、辘轳吊绳，还得几十条汉子一起使劲。
那一年，安阳已经沦陷两年。城破那天，日军杀了上千名百姓；抗战八年，这座小城登记的伤亡有十二万七千多人。乱世里，日本人正在安阳的地底下明火执仗地刨东西。吴培文心里发毛：这么个大宝贝搁在自家院里，是福是祸，只有天知道。
他把鼎重新埋回土里，埋在马棚底下，上面堆上马粪和柴草。
二 锯不动
商代青铜方鼎形制：立耳、方腹、四足，鼎身以云雷纹为地，饰盘龙纹与饕餮纹。
北平的古董商萧寅卿闻风而来，张口就是二十万大洋，换算下来够买下半个村子。可他觉得大鼎太大不好运，提出把鼎锯成一块块。
村里人当真举起锯条就干。锯了半天，只崩掉一只鼎耳，鼎身上连道深痕都没留下。锤子砸下去，火星四溅，鼎纹丝不动。
这只鼎，靠一身硬骨头躲过一劫。
随后日本人来了。他们进村搜院子，吴培文把鼎挪到东屋，埋在水槽下面；又买来一只仿造的铜器，裹上几层布，塞进炕洞。日军把那件假货当宝贝抱走了。吴培文知道这事没完，索性背井离乡，一躲就是十年。
鼎还在，人在逃。
抗战一结束，一九四六年，当地官员带着人把鼎挖出来，抬进县政府。那年十月，它被当作贺寿的礼物送到南京。可等到大批文物要运往台湾的时候，它还是留下了——太重，要起重机才吊得动，而当时的码头上一台都找不着。它就这么稳稳当当地蹲在码头上，等来了另一支队伍。
一只鼎，用一种最笨的方式，把自己留在了这片土地上。
三 三个字难倒几代人
商代金文拓片：方鼎腹内壁铸有三字铭文，正是这三个字让后世几代人犯了难。
问题到这里还没完。
它没有名字。叫它“马槽鼎”，不雅；叫它“安阳大鼎”，太草。文物命名向来有条老规矩：看内壁的铭文。可它内壁那三个字，把后面几代人全给难住了。
那是一九四九年以后的事。郭沫若看了那三个字，定作“司母戊”，意思是“祭祀母亲戊”。这个叫法一用就是大半辈子。一九六四年，邮电部把它印上邮票，写的是“司母戊鼎”；一九七八年前后，它进了中学历史课本。八十年代前后出生的中国人，脑子里刻下的都是这三个字。
麻烦出在那个“司”字上。
殷商的人写字，不像我们今天这么死板。左右可以调头，正写倒写都认。这类字在甲骨文里一抓一大把：一个字的正反两种写法，读起来从不打绊。可“后”字的倒写偏偏是个例外——反过来那一笔，看着就和另一个字“司”长得一样。
“后”和“司”，本是两个毫不相干的字。
按老说法，“司”是“臣司事于外者”，管事的官。那“司母戊”翻过来，不就成了“管事的母亲戊”？这话怎么听怎么别扭。于是有人赶紧补救，说这个“司”通“祀”，是祭祀。可甲骨文里“祀”字有自己的模样，铜器铭文里也从没见过谁把“祀母戊”写成“司母戊”。这个补丁，补不上。
四 一个字吵了七十年
安阳殷墟世界文化遗产标志：殷墟是商代晚期都城遗址，妇人戊之庙号、妇好墓“后母辛鼎”均出自这里。
一九六二年，文字学家金祥恒先开了第一枪。他说，那个字是“后”的反书，该读“后母戊”。当时材料太少，没激起多大浪。
到一九七七年，李学勤又站出来，把这个说法重新推到台前，他指出“司母戊”这种动宾结构的短语在铭文里罕见得很。唐兰跟着表态，还搬出一条硬证据：春秋时候的叔夷镈上讲成汤打夏后，“后”字也是写成“司”的。
支持“后母戊”的人越来越多。他们说，“后”在古书里本是“君”的意思，《尔雅》白纸黑字写着“后，君也”；妇好的卜辞里就称“后帚好”，有例可循。殷墟妇好墓里出土的一对圆尊方尊，都刻着“后母”二字，其中那个“后”字在两件器物上一正一反，谁也不会说它们不是同一个字。
反对的一派也没退。他们说，商人管君王的老婆根本不叫“后”，甲骨文里写作“毓”；“后”用来指帝王配偶，是春秋以后才有的说法。还有一条更拗口的理由：照古人的规矩，死了的母亲该称“妣”，不该称“母”，所以铭文怎么读都别扭。
一个字，从六十年代吵到二十一世纪，谁也没服谁。
五 一块标牌掀起的浪
博物馆青铜器展厅：2011年3月，中国国家博物馆重新开馆，青铜展厅标牌、解说词统一改用“后母戊鼎”。
二〇一一年三月初，一件小事把这桩旧账翻上了台面。
修整一新的中国国家博物馆要重新开馆。三月六日中午，央视一条不起眼的文物新闻，主播念出了“后母戊鼎”四个字。观众一头雾水：课本里、邮票上、博物馆里叫了几十年“司母戊”，怎么说改就改了？
原来国博早就动了手。青铜展厅的标牌、解说词，统统换成了“后母戊”。一石砸下水，水花四溅。“司后之争”从学者的书桌，一下子涌到了大街小巷。
尴尬事也跟着来了。国博用的是“后母戊”，可它出土地的殷墟，还有全国唯一一座以文字为主题的国家级博物馆——中国文字博物馆，释名用的仍是“司母戊”。同一个国家，两处展馆，同一只鼎，两张标牌两个名。
观众站在玻璃柜前，念哪个，都好像有点不对。
六 争的是一个字，还是一条链
殷墟出土甲骨文拓片：认字的活儿靠的不是拍脑袋，而是甲骨、金文、传世文献与同墓器物的互相印证。
读到这儿你大概会想：不就是个字吗，较什么真。
较真的恰恰不是这个字本身，而是这个字背后那条链子。
第一层，是证据链。认字的活儿，靠的不是拍脑袋，是甲骨、金文、传世文献、同墓器物的互相印证。这几个环节缺一环，结论就得打个问号。
第二层，是权威链。给这只鼎起名的人分量太重——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一锤定音，几十年没人动摇。等到后辈学者拿出更硬的证据，要改的就不只是一个名字，而是要承认：权威也会看走眼。承认这一点，比考证一个字难得多。
第三层，是习惯链。这个名字已经进了课本、上了邮票。二〇〇七年，“司母戊”被核准注册商标；四年后，“后母戊”也注册成功。一个名字一旦钻进几代人的记忆，想拔出来，拔的是习惯。
所以这只鼎的官司，从头到尾都不在鼎上。
七 它自己不想叫人省心
商代兽面纹青铜鼎：2002年它被列入首批禁止出境展览文物，成为国家博物馆的镇馆之宝。
有意思的是，那只被锯掉的鼎耳，后来也被念叨了很久。
日本人的搜查、古董商的锯子、乱世的颠沛，都没能把它带走。它太重了，重到连历史都推不动它。二〇〇五年，阔别家乡五十九年的它回到安阳“省亲”，当年那个挖出它的青年吴培文，已是八十五岁的老人，颤巍巍地为它揭开红盖头。第二年年底，老人走了。
二〇〇二年，它被列进首批禁止出境展览文物名单，成了国家博物馆的镇馆之宝。隔着玻璃看它的人一茬换一茬，名字的官司还在继续。
课本上写着“司母戊”，博物馆的标牌写着“后母戊”。你站在它面前，叫它哪个名字都行，只是得明白：这口三千多年前的鼎，从被铸成那天起，就没打算让人省心。
它那么重，偏偏最说不清的那个字，轻飘飘的，只有几笔。
历史文物 / 遗迹 “身世之争” 系列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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