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第一章 大世界
民国十八年三月，上海的日头正毒。
赵砚堂从码头下来的时候，手里拎着一只牛皮箱。箱子里除了一身换洗衣裳，压着十沓银洋的票子。
他来办的是正事。他爹在汉口开了三十年布庄，这回让他带钱来上海办货——府绸、直贡呢，还有一批洋行的印花布。
上船那天，他爹站在布庄门口，只说了一句话：上海那地方，钱是纸，人是鬼。
他当时笑了笑。
他今年二十二，从十五岁起就在铺子里帮忙，看货、谈价、算账，样样都干过。汉口码头上那些人，谁心里打什么算盘，他扫一眼就知道。他爹这句话，他当成老人家的小心。
他觉得他懂。
第一天他把货看完了。价钱谈得比预想的还低三成，他挺得意，晚上没回旅馆，叫了辆黄包车去大世界。
那是他第一次进那种地方。
楼上楼下都是灯，红的、绿的、黄的，一层一层往上堆。台上有人唱戏，台下有人笑，空气里混着香水、酒气、还有一点汗味。他站在门口愣了一下，才往里走。
有人把他引到二楼的雅座。
坐下没多久，就有个姑娘过来倒茶。
她穿一件月白色的旗袍，头发挽得整整齐齐，走到他面前，先把桌上的烟碟挪开，才把茶放下。
“先生的茶凉了。”她说。
赵砚堂抬头看她。
那姑娘二十上下，眉眼不算顶出挑，可有一件事很特别——她看人的时候，眼睛是停下来的。这地界的人，眼睛都在别处瞟，瞟客人腰上的表、指上的戒；她不一样，她看人的时候是看着人的。
“我不喝茶。”他说。
“那就喝口热的。”她把茶碗往他手边推了推，就退到一边，不再说话。
赵砚堂在汉口见过不少场面。他知道这行的规矩：先来搭话，再来认熟，最后往钱上引。他等着她开口。
她没开口。
她站在离他三步远的地方，眼睛看着台上。台上在唱《玉堂春》，唱到苦处，底下一片叫好。她没跟着叫好，只是低下头，用脚尖在地上轻轻蹭了一下。
就那一下。
赵砚堂忽然觉得有点格格不入。他坐在那儿，西装订做的长衫、崭新的皮鞋、手里还捏着那顶帽子——他忽然觉得自己像个刚从乡下进城的人。
那天晚上，她一分钱没要。
第二天他又去了。
第二天的戏不好看，可他还是坐了两个钟头。她照旧来倒茶，照旧不怎么说话。中途有人来找他搭讪——一个穿着马褂、脸很白的男人，凑过来问他是不是汉口来的、做哪一行，一张嘴就是生意。
赵砚堂正想答话，那姑娘忽然弯下腰，替他把桌上一只空盅收走，顺手把他面前那张写着地址的纸收进了袖子里。
“先生，这纸上湿了。”她说。
那个白脸男人愣了一下，走了。
赵砚堂这才反应过来——那人一直在问他住哪、什么时候走、钱存在哪家钱庄。
他后脖颈上，出了一层汗。
“你怎么知道？”
“我不知道。”她把纸从袖子里拿出来，递给他，纸是干的，“我就是不爱看人问这个。”
她说完就走了。
走到门口，她回了一下头。
那天晚上赵砚堂回旅馆，脱长衫的时候，从袖口里掉出来一样东西。
一只玉镯。
他拿着那只镯子坐在床上看了半天。镯子成色不算顶好，可磨得很亮，一看就是戴了很多年的，内圈让手腕磨出了一层温润的光。
他想不起来她什么时候放进去的。也可能是她弯腰那次。
第二天一早，他揣着镯子赶去大世界。
大世界还没开门。
第二章 苏州来的
第二天他在大世界门口站到十一点。
门一开，他就找了个伙计问人。伙计笑了笑，说不清楚。他揣着那只玉镯，从一楼问到三楼，从下午站到打烊。
第三天，她自己来了。
她出现在他坐的那张桌子旁边，像前一天什么都没发生。她伸手，掌心朝上。
赵砚堂把镯子放上去。
她套回手腕上，转了一圈，说：“谢谢你。”
“这是你娘的？”
“我娘的。”
那天她坐下来了。她想说，赵砚堂也没催，只是让伙计上了一壶热的。
她说她姓棠，苏州人，家里原先开一间小小的绸缎铺子。她爹做买卖老实，一辈子没欠过人一文钱，可到了一桩生意上，账上突然多出三千块的空，怎么对都对不平。
“后来我爹把铺子押了，想把那笔空补上。补到一半，人家不要他补了。”
“为什么？”
“因为那人家要的不是钱，是铺子。”她轻轻说，“铺子一过去，我爹就没了心气，一场病，走了。”
“我娘把我送到上海，说让我学门手艺，别碰钱。”
她说完，端起茶喝了一口。
赵砚堂坐在对面，觉得心里有一块地方被什么东西硌了一下。他做布生意，最怕听到的就是“账上多出一笔空”。
那天回去，他把这只玉镯在心里翻来覆去地想——他想，一个姑娘，把随身的东西留在一个只见过两面的人身上，第二天自己去取回来，是做不出假的。
他觉得他看见了她。
第四天，他租了房子。
房子在法租界一条安静的马路上，两间朝南的屋子，天井里种着一棵石榴。租契是他签的，押金一次付了三个月。
她不肯搬，说这不合规矩。
“什么规矩？”
“我不该住在你这儿。”
“你不是‘那儿’的人。”他说，“我今天就去找大世界的老板，把你的事清了。”
她低着头站着，站了很久。
然后她抬起头，看着他，说了一句话：“你知道你在做什么吗？”
“我知道。”
那个晚上下了雨。
上海的春天下雨不打招呼。天井里的石榴叶子被打得噼啪响，屋檐底下挂起一道水线。屋里只点了一支蜡烛，烛芯歪了，火苗一边高一边低。
她替他解扣子的时候，手停在了半空。
“赵砚堂。”
“嗯。”
“你别后悔。”
他没答。他把她的手按在自己胸口上，让她听那里的心跳——跳得很快，快得像在撒谎。
她的手指很凉。那件月白旗袍从肩上滑下去的时候，烛火被门口的风带了一下，屋里暗了半明。
那一夜之后，她再没提过“规矩”两个字。
日子就这么过起来了。
他早上出门看货，中午回来吃饭，晚上陪她在弄堂口散步。她做的菜是苏州味，甜。他吃不惯，可每次都吃干净。
她从来不问他的钱。这是他最喜欢她的一点。
只有一次，她站在窗边，看着外头，忽然说：“我爹死在钱上。所以我一辈子不想碰钱。”
他当时正在桌上算货单，听了这话，把笔搁下来，走过去从背后抱住她。
“你不用碰。”他说，“钱这个东西，我来管。”
他当时没看见，她背对着他，眼睛是干着的。
第三章 电报
两个月。
赵砚堂后来回想这两个月，能想起来的都是些琐碎事：她学会了做他爱吃的辣子鸡，虽然做得不正宗；她给他买了一双布鞋，说皮鞋在上海的春天会进水；有一回他发烧，她一夜没睡，用凉水给他擦额头。
可他没能想起来，那两个月一共花了多少钱。
先是三千块，替她在大世界清了身。然后是租房子、置家具、买衣裳、请裁缝。她不肯要贵的东西，可总有些花销推不掉——她生了一场病，家里来过一个“表哥”要借五百，弄堂口那家绸缎铺的老板说有一批货能翻倍。
他拿钱的时候，从来没犹豫过。
到后来，他自己也不算了。
他只知道，从家里带来的十沓票子，拿出来的那一沓已经快见底。他给汉口写了三封信，写的都是“货已看好，过几天回”。
第二个月的月底，她已经不再提他回汉口的事。
而电报来了。
那天中午，一个穿灰布短褂的人敲门，把一张纸递给他就走了。
纸是电报局的格式，只有一行字：
汉口赵宅，父病故，速归。
赵砚堂拿着那张纸，站在门口，手一直在抖。
她听见动静跑出来，先看他的脸，再看那张纸。她看完，眼睛一下就红了。
“什么时候的事……”
“不知道。”他说，“我得马上走。”
当天下午，她就替他收拾行李。
她收拾得很仔细。衣裳一件件叠好，用布裹了三层；他平时记账用的那本册子，放在最上头；还有他自己都快忘了的一盒印泥，她给放进箱底。
“箱子锁上。”她说。
他愣了一下。
“码头上乱。钱在身上不安全。”她从抽屉里拿出一把锁，“你那六万，别拿出来。锁好了，到了汉口再开。”
他看着她手里的锁，忽然有点说不出话。
他自己没想到这一层。
他掏出那叠票子，当着她的面，一张张码进箱底，压在那盒印泥下面。她关上箱盖，扣上锁，把钥匙塞进他贴身的口袋里。
她塞钥匙的时候，手指碰到他胸口。
他一把把她的手抓住，攥在掌心里。
“我办完事就回来。”
“好。”
“最快半个月。”
“好。”
“你等我。”
她没答，只是把脸贴在他手背上。他感觉到那一片是凉的。
那天晚上他几乎没睡。天没亮他就起来提着箱子出门，她跟在后头，一直跟到弄堂口。
黄包车在弄堂口等着。他上了车，回头看了一眼。
她就站在那儿。
她穿着那件月白旗袍，头发没有挽起来，散在肩上。风把她的裙角吹起来，又落下去。
她冲他笑，抬起手，慢慢地摆了两下。
笑得那么轻。像一盏灯，风一吹就要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