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我在林场当护林员，一个月工资三十七块五，外加八斤细粮票。
场长把我叫到办公室，说北沟的瞭望塔缺人，原来那个老赵头摔断了腿，得有人顶上去。
我问去多久，场长说少则半年，多则一年。
我没吭声，场长又说，还有个女同志跟你搭班，叫周秀兰，她男人去年冬天伐木被树砸没了，场里照顾她，给她安排个轻省活。
我收拾铺盖卷坐拖拉机进山，颠了四十里土路，又步行爬了六里坡，才看见那座铁皮瞭望塔。
塔高十二米，铁皮焊的旋梯踩上去嘎吱响，塔顶一间屋，四壁漏风，顶上盖着油毡。
周秀兰已经在塔上了，她穿着洗得发白的蓝布褂子，袖口磨出了毛边，正蹲在地上用碎砖头支灶。
她抬头看我一眼，说，你睡里头，我睡外头，中间拿箱子隔开。
我说行。
她把一床旧军被扔给我，被面补了三块补丁，闻着有股樟木味。
白天我们轮班瞭望，一人盯四个钟头。
林场给配了一副望远镜，镜片上有道划痕，看出去的东西都带条黑线。
周秀兰话少，盯梢时嘴唇抿成一条线，发现火情就摇电话机，手摇的那种，嗡嗡响半天才能接通场部。
她男人死后，场里赔了六百块抚恤金，她婆婆拿走四百，说孙子得养，剩下两百她存着，一分不敢动。
她跟我说这些时，手里攥着个搪瓷缸，缸身上印着“劳动光荣”，边沿磕掉两块瓷。
入冬后山里冷得早，铁皮房夜里能到零下十几度。
我们烧劈柴取暖，烟熏得眼睛睁不开，她就把湿毛巾捂在脸上。
头一个月，我们各睡各的，军用床一米二宽，中间搁个装工具的木板箱，箱子上摆着煤油灯和半块肥皂。
她夜里翻身，床板吱呀一声，我就醒，醒了就听见风把铁皮吹得哐当响。
第三个月，场部送补给的拖拉机坏了，半个月没上来。
粮袋子见了底，只剩半袋苞米面和一罐咸菜疙瘩。
她把自己那份苞米面倒进我碗里，说她不饿。
我说你吃，我扛得住。
她把碗推回来，碗底在木桌上刮出刺啦一声。
那天夜里风大，铁皮房漏风，我把自己那床被子搭在她被子上，两床被压一块，暖和些。
她说，你回你那边去。
我说，冻出毛病来谁瞭望。
她没再吭声。
后半夜我听见她哭，声音压在枕头里，闷得像从地底下传上来的。
我没动，也没说话。
天亮时她眼睛肿着，照旧摇电话机报平安，声音四平八稳。
腊月二十三，场部上来人送年货，半扇猪肉，两袋白面，还有一封信。
信是周秀兰婆婆托人写的，说家里房子漏雨，要她寄钱回去修。
周秀兰把信叠好塞进枕套里，下午瞭望时手一直抖。
我问她咋了，她说没事。
晚上她把那半扇猪肉切了，肥的炼油，瘦的腌起来，装了满满一坛子。
她说，你带回去给你爹娘。
我说你留着。
她说她吃不了。
那晚我们挤在一张床上，中间没放箱子。
铁皮房外头下大雪，雪粒子打在铁皮上像撒豆子。
她背对着我，肩膀一抽一抽的。
我伸手碰了碰她胳膊，她没躲。
她说，她男人死那天，早上出门还跟她说，晚上想吃酸菜馅饺子。
饺子包好了，人没回来。
我说，我知道。
她说，你不知道。
她翻过身来，脸离我半尺远，煤油灯照着她眼角的细纹，她说，你啥都不知道。
第二天她照常摇电话机，照常拿望远镜盯林子，照常在铁皮房里用碎砖头支灶。
只是夜里我们不再放那个箱子了。
她把她的旧军被跟我那床叠一块，两床被合成一床盖。
风大时铁皮房晃，她就攥着我手腕，指甲掐进肉里。
开春后场部来了通知，说老赵头腿好了，要回来换我下山。
那天周秀兰把塔上上下下擦了一遍，连旋梯扶手都用湿布抹过。
她把那罐腌肉塞进我铺盖卷里，又把我那件破棉袄补了，针脚密得像苞米粒。
我说你跟我一块下山。
她说，场里让她接着守，换别人来她不放心。
我下山那天她没送，站在塔顶瞭望台上，望远镜举着，镜片上那道黑线正好横在她脸上。
我走出一里地，回头看见铁皮房烟囱冒烟了，细细的一缕，在林子顶上散开。
半年后我托人给她捎了封信，信里夹着二十块钱。
捎信的人回来说，她收了信，没要钱，让他带回来一包松子。
松子用旧报纸包着，报纸上印着1982年10月1日，国庆节。
我把松子倒在桌上，有一颗滚到地上，我弯腰去捡，看见桌腿底下压着张纸条，是她写的，就一行字：塔上风大，你膝盖不好，记得戴护膝。
我没再回去。
后来听说林场改制，瞭望塔拆了，她调到场部食堂。
再后来听说她婆婆瘫了，她接回去伺候，端屎端尿三年，婆婆走时拉着她的手说，那四百块抚恤金，她一直没花，藏在炕席底下。
我膝盖确实不好，阴天下雨就疼。
去年冬天我翻出那床旧军被，被面补丁摞补丁，拆开想弹弹棉花，棉花里掉出一张折成四折的纸，打开是她男人的死亡证明，底下用圆珠笔写着：秀兰，饺子我吃不上了，你替我把日子过好。
纸背面还有一行字，是她后来添的：日子过好了，你没看见。
我把那张纸按原样折好，塞回棉花里，又把被子缝上。
针脚歪歪扭扭的，赶不上她当年给我补棉袄那手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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