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10月8日，周末，中秋节。
中国台湾省台北市整整下了一天的濛濛细雨，直到傍晚方停，天空犹是阴云密布。
7时许，从东北方向飞来一架日本海军的小型运输机，在市区南侧日本空军驻台飞行第一团的机场上停下。
舷梯架稳后，从舱门里走出一个西装革履、身材魁梧的欧洲人——德国驻台湾总领事莱因霍德·哈尼斯。
这位总领事先生看上去显得很疲乏，腋下夹着个黑色公文皮包，一步一步地走下舷梯，和迎接他的几个日本军官握握手，说了几句话，然后一头钻进了领事馆来的那辆黑色轿车，匆匆离开机场。
实际上，莱因霍德·哈尼斯在德国驻台湾总领事这个位置上已经坐了四年，数次提出调回柏林的请求，上周外交部批准他离任。
但是，就在莱因霍德·哈尼斯把妻子先行打发回国，自己准备动身时，忽然接到外交部紧急通知，让他以德国特使的身份飞赴日本东京参加一个秘密会议，会议结束后回台北，等待新的总领事来了之后再卸任。
莱因霍德‘哈尼斯在东京待了五天，弄得精疲力尽才算办完公事返回。
轿车驶进台北市区，七拐八弯一阵后，终于到了德国驻台领事馆。
这个领事馆，外形看上去如同当地殷实富商的宅邸，铁门、石砖的高围墙，里面是花园、洋房，唯一区别就是院内旗杆上高高飘扬的德国国旗和大门口持枪的卫兵。
日据时期台北老照片 图片来自网络
轿车停稳后，莱因霍德·哈尼斯从车厢里钻了出来，他问从另一侧车门下来的秘书：
“怎么冷冷清清？那些中国仆役呢？”
秘书告诉总领事，今天是中秋节，算是中国的一个重要节日，根据惯例，午后就给在领事馆工作的中国仆役放假，让他们回家过节。
总领事听后点了点头。此刻，无论是总领事还是秘书或者领事馆的其他官员，都不曾意识到，由于中国仆役的离开，（他们中间一部分人是领事馆的守夜人）竟然会导致发生一起惊动远在柏林希特勒的失窃案件。
（1934年9月以后，德国规定将对希特勒的正式称呼由“国家总理先生”改为“我的元首”。）
菜因霍德·哈尼斯迳直来到后面那幢洋楼三楼他的卧室，这个楼层共有五间屋子，原先住着总领事的一家，现在妻子已经回国，只住总领事一人。
他走进自己的卧室，刚刚坐下，秘书进来送上一份已经收到十几个小时、原先放在总领事办公室的电报。
这份电报来自外交部，通知莱因霍德·哈尼斯：
驻台新领事下周一将飞抵台北，卸任领事可于当天搭乘飞机返柏林。
菜因霍德·哈尼斯阅毕大喜，对秘书透露内容后，吩咐明晚举行辞别酒会，让其负责筹办。
秘书走后，菜园霍德·哈尼斯洗了个澡，原本想立刻睡觉，洗过澡后却没了睡意，于是打开公文包，取出笔记本，翻阅起来，构思起草赴东京秘密会议的汇报提纲。
这次德日东京会议的内容，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才被披露：
希特勒为实现霸占全欧洲的野心，准备对外发动大规模的侵略战争，但他又不得不顾忌强大的苏联，所以准备迷惑斯大林，与其缔结《苏德友好条约》。
在跟苏联正式提出之前，德国分别派特使赴意大利和日本通报情况，就上述问题交换意见。
这次会议目的虽明确，但是随意性大，没有正式文件，内容全凭大脑和纸笔记录。所以，莱因霍德·哈尼斯在回国之前，必须整理出一个提纲，便向外交部汇报。
莱因霍德·哈尼斯十年前是柏林大学哲学系教授，起草这么一个提纲，自是小菜一碟，不到两个钟头已经弄妥。
然后，莱因霍德·哈尼斯把笔记本和几页提纲放进一个中号牛皮纸文件袋，封好粘上保密签，仍旧装进公文包，放入卧室角落里的那口深绿色保险箱。
打开保险箱，莱因霍德·哈尼斯重新涌上来的些许倦意再次消失，他突然想起：
后天就要回国，明天白天还要应酬，晚上出席酒会，要带回国的私人物品必须在今天晚上整理完毕。
所谓“要带回国的私人物品”，是莱因震德·哈尼斯在台湾当总领事四年间使用合法、非法或者介乎两可之间的手段获取的一些中国古玩。
他不是考古学家，对哪一个国家的古文物也没有兴趣，他之所以收集这些古玩，主要从蓄财角度出发。这些得之容易的小玩意儿，运到西方国家，立马能使他成为一个百万富翁。
莱因霍德·哈尼斯把保险箱里的古玩一件一件拿出来，放在桌上，总共有17件，都是些精致小巧的艺术品：
北宋仁宗皇帝赵祯用过的金碗、南宋理宗年间大内的金线手绢、唐代中期精制的一套九支毛笔、元代的绢画、明代的字、画、清代的印章，还有一枚民国初期的金币。
民国的东西当时算不上“古玩”，莱因霍德·哈尼斯为什么也要收集呢？
原来，这枚金币大有来头：
民初袁世凯当上总统后，派专人去到英国铸造了300枚纪念金币，上面有他的头像，模具当场销毁，所以金币弥足珍贵。
二十年代袁世凯的大公子袁克文初到上海滩，人地生疏，前去拜访黄金荣，别的不送，就送十枚金币作为见面礼。
在场的另一大亨杜月笙看到后连声称好，黄金荣送给他三枚。
日据时期台北老照片 图片来自网络
莱因霍德·哈尼斯手中的这枚，是日本台湾派遣军参谋长田中久一中将赠送的。他把这些古玩用纸和布包裹后，装进一个内衬钢板的鲨鱼皮防盗箱，上了锁，接着把箱子放进保险箱。
一切料理妥当，莱因霍德·哈尼斯从酒柜里取出一瓶法国葡萄酒，倒了一杯喝下，然后上床睡觉。
作为一个精神正常、身体健康的中年人，在连续劳累将近一个星期后，重新回到属于自己的卧室睡觉，这一觉肯定会特别酣畅，一连睡上八个小时想来不成问题。
菜因霍德·哈尼斯入睡前也是这样想的，事实上，他只睡了三个小时即在10月9日凌晨2点左右，就被风吹窗子撞击窗框的声音弄醒。
“这是什么声音？”
菜园霍德·哈尼斯坐了起来，事后他说:
当时睡意甚浓，无法分辨那是什么声音，正准备躺下再睡时，忽然发现卧室中有烟雾在飘浮，转目四顾，意外发觉桌上的烟灰缸里有四分之一支正在燃烧的香烟！
总领事一看大吃一惊：
“有人来过？”
一瞬间，他简直不相信自己的眼睛，整幢洋房，从底屋到三楼都关着门，上着锁，钥匙在他这里，任何人也无法进入，怎么会有人到他的卧室里来呢？
莱因霍德·哈尼斯一下子睡意全消，他从枕头底下拿出手枪，推弹上膛，冲出卧室。
就在这时，从右侧房间里又传来“嘭”的一声响，他一脚踢开房门，顺手按亮了电灯，一看便明白了：
在他房间里抽烟的不速之客打碎这间屋子（这原是总领事夫人的卧室）的窗户玻璃，拨开插销后，翻窗而进入三楼！
接着，莱因霍德·哈尼斯逐间屋子检查了一遍，却没发现任何影踪。
随后，莱因霍德·哈尼斯想到了另一个问题：
以如此手段入室的角色确是窃贼无疑，那么偷去了什么东西？
他三步并作两步奔回卧室，环顾全室：
香烟动过了，从床头柜移到了桌上；酒柜也动过了，柜门开着，一瓶“威士忌”已被启封，喝去了一半。
莱因霍德·哈尼斯的眼光落在屋角的保险箱上，略松一口气：
没动过，锁得好好的。
但是，他马上觉得不可思议：
窃贼进来，难道仅仅是为了喝酒、抽烟、坐一会？
莱因霍德·哈尼斯从搭在床前椅子背上的裤子口袋里取了钥匙，打开保险箱，禁不住大惊失色:
里面那口防盗皮箱已被打开，一部分古玩不翼而飞，那个放秘密会议笔议本和汇报提纲的黑色公文包也不见了！
“糟糕”
总领事眼前一黑，差点马失前蹄，稍一定神，他马上扑向写字台，按响了通往警卫值班室的警铃。
莱因霍德·哈尼斯任职四年，从未动用过报警装置，此番一按之下，值班警卫，一个退役的德国陆军上尉——飞快地奔过来，在楼下就挥舞着手枪大叫：
“先生，发生了什么事？”
莱因霍德·哈尼斯答:
“你上来再说！”
这时，住在底楼、二楼的领事馆其他官员也醒了，众人一齐涌上楼来。
大家听总领事把情况一说，顿觉情况严重，面面相觑，一时皆无主张。稍停，总领事秘书说：
“香烟现在方才燃完，说明窃贼离开时间很短，领事馆内部先查一查怎么样？”
莱因霍德·哈尼斯已经六神无主，只是点头：
“好！好！好！”
领事馆内部查下来，当晚在馆内过夜的人员一个不少，所有的屋子、各个旮旯乃至每个人身上都搜过，但未发现被窃物品。
接下来只有一条路可走：
向警方报案！
根据中国清朝政府和日本在1895年签订的《马关条约》规定，当时台湾全岛及所有附属岛屿和澎湖列岛都割让给日本，当时台湾置于日本的统治之下，政府机构各部门负责长官都是日本人。
台北市警察局值班室接到德国领事馆的报案，深感案件重大，不敢擅自作主，立刻往警察局长小矶谷住所拨电话报告。
小矶谷闻报，寻思失物中有重要机密文本，不敢贸然处置，担心弄得不好不但无功，反倒有过，便向有权插手并督导警察局工作的日本宪兵队通报了案情。
宪兵队值班长官一点不含糊，立刻作出反应，让警察局派员去德国领事馆勘查案件现场，宪兵队也将同时派人到场。
因为失窃物品中有德日秘密会议内容的文本，要求警察局派赴现场的全是日本人。
小矶谷局长为了表示重视，亲率刑事侦查科科长山下文田等10名日本刑警驱车前往德国领事馆。
他们一行抵达时，台北日本宪兵队的上尉组长清河已经等在那里。
这时，已是10月9日清晨5时。小矶谷、清河等人听了莱因霍德·哈尼斯总领事介绍过有关情况后，开始清点被窃物品和勘查现场。
经过清点，失窃物品如下：
3000德国马克、10000日元、北宋金碗1个、明代镶珠宝金银混合酒杯1对、唐代纯金制作的蝈蝈1个、民国袁世凯金币1枚；以及总领事先生的保密笔记本和几页汇报提纲。
另外，窃贼在总领事卧室中抽德国“白马金星”香烟1支，喝英国“威士忌”酒半瓶。
在总领事夫人卧室的窗台上，他们发现较为清晰的脚印一个，在同一地点的窗框及总领事卧室还获取指纹多枚。由此初步判断:
窃贼是一个身高1.78米左右，穿42码胶底鞋的男子，可能是一个经常使用双手的体力劳动者。
日本刑警又勘查了总领事先生所居楼房的外部墙壁和地面，从所遗留的痕迹判断:
窃贼借助于架设于墙上的方形铸铁水落管顺着墙面爬上三楼，以手掌压碎玻璃，拔开插销，打开窗子翻入三楼。
可以轻而易举地以这种方式上到三楼，并能不惊动住在一楼、二楼同一位置房间里的领事馆其他外交官，说明窃贼具有特强的攀登能力。
接下来，需要弄清楚的是窃贼如何进入和离开领事馆。
德国领事馆的大门朝马路，门外设有岗亭，昼夜有台北市警察局的日本警察轮流站岗警戒，岗亭里有电话和领事馆内的警卫值班室相连互通情况。
右侧是一条三米宽的小巷，巷子另一侧是一个日本资本家的住宅，左侧是一所日本侨民子弟小学的操场。
后面是一个不大的湖，领事馆的后围墙筑在湖边的石驳岸上，墙脚下是一池碧波。
负责勘查的山下文田领着一群刑警绕着领事馆院内围墙转了一圈，觉得应当将从前面和后面进出领事馆的人扣除。
这样一来，需要慎密勘查的就是左右两侧，众刑警分成两拨，各自负责一边。勘查下来，在右侧发现了窃贼出去的痕迹：
右墙和后墙的夹角处墙体表面，留有模糊的脚印。
小矶谷局长闻报过去看了看，翘起了大拇指：
“不简单，攀登能力大大的强！”
但是，两拨人马无论怎样勘查，也没有发现窃贼进入领事馆的痕迹。刑警大惑不解：
难道窃贼是飞进领事馆来的？
宪兵上尉清河平时负有监督在德国领事馆担任警戒日本警察的职责，经常来领事馆门前转悠，他突然想起一个情况，便向领事馆官员询问：
“昨天，是否有运货卡车驶进领事馆？”
这个官员问过总务部门后告诉清河：
“昨天上午九点多钟，有‘大作木器行’的一辆卡车给领事馆送来几张沙发，是前几天向他们订购的。”
清河听后若有所思道：
“窃贼会不会藏在卡车上，混进了领事馆？”
刑侦科长山下文田精神一振：
“唔，不能排除这个可能！”
但是，负责卸货的几个中国仆役以及在一旁站着验收货物的德国职员都说:
当时卡车上除司机外没第二个人。
山下文田又问现场的一个中国仆役：
“从卡车开进领事馆到离开，旁边是否一直有人待着？”
这个仆役想了想说：
“汽车来时，先停在花园的树林那里，司机不敢冒失直开进来，停了车走进来打听，正好在假山那里碰到我，他说明情况以后，我让他把车子开到会议室门口去，这是总务官事先说过的，司机就返回去开了过去。
要说离开汽车，也就是这会儿离开过人。不过，汽车开进来时，门外岗亭里的警察检查过。”
山下文田挥挥手，说：
“你走吧！”
待仆役走开，他用肯定的口吻说：
“清楚了，窃贼是搭车进入领事馆的！他钻在车底下，进来后就在司机停车离开时，从车底出来窜进了树林，在领事馆内躲到晚上，方开始作案。”
小矶谷局长和清河上尉全都赞同这种推断，现场勘查至此结束，众刑警驱车回局举行案情分析会。
案情分析会由小矶谷局长主持，他刚说了几句开场白，一个四十来岁的刑警急煎煎地开腔发表意见：
“我在想，德国领事馆这起盗窃案会不会和前天晚上山柱监狱发生的越狱事件有关？”
山柱监狱是当时台北市一座规模不大、专门关押要犯的监狱，被军方、宪兵队、特务机关、警察局逮捕的举凡间谍、抗日志士、江洋大盗、杀人纵火者等等，一律关押于此。
根据上述各方协调，山柱监狱由日本驻台湾特务机构“鸭机关”（以首任机关长、日本大特务鸭生毅一的第一字命名）主管。
前天晚上，山柱监狱发生越狱事件，五个身负要案的江洋大盗杀死一名日本看守后逃出监狱，不知去向。
日据时期台北老照片 图片来自网络
现在，这个刑警提出：
德国领事馆作案的窃贼，会不会是五个逃犯中的一个？
山下文田点头道：
“我也有这样的想法，大家从这个角度谈一谈，看是否有这种可能性？”
小矶谷局长说：
“先请清河君和‘鸭机关’联系一下，弄清追捕那五名逃犯的情况，如果均已落网，那就是另外一种议法了。”
清河上尉当即和“鸭机关”电话联系，弄清以下情况：
从山柱监狱脱逃的五名犯人，两人在追捕中已被击毙，两人已在昨天上午和下午被捕，只有一人没有发现线索，他们正在侦缉之中。
这名逃犯名叫奚复平，台南县人，31岁，身高1.75米，原是台南县城“振兴国术社”的拳术教师。
10年前，因与人为一妓女争风吃醋将对方杀死后逃往江湖，成为一名大盗。
奚复平是台南南拳高手，能徒手格退十几条大汉，此次挣断手铐、脚镣后越狱脱逃。
清河上尉把以上情玩在案情分析会上一公布，众人顿时议论纷纷，议焦点渐渐集中在这两个地方。
①山柱监狱与向德国领事馆提供沙发的“大作木器行”仅一街之隔，奚复平越狱后会不会“灯下黑”，没像其他四名逃犯那样远遁，直接躲在“大作木器行”，避过了“鸭机关”在当晚进行的第一轮搜捕。
他在“大作术器行”藏匿中，发现了该行写在水牌上的送货记事，知道次日将去德国领事馆送沙发，于是动了躲往领事馆并在内作案的脑筋。
天亮“大作木器行”开门前，他就躲在卡车下面。
②奚复平是南拳高手，身手自是灵活，肯定具有超人的攀登能力，和在领事馆现场留下的作案痕迹相吻合。
此人是一个具有10年作案历史的大盗，具有非同一般的心理素质，作案时非常镇定，所以敢在现场总领事的身边抽烟喝酒。
就这样，会上决定把奚复平定为“德国领事馆盗窃案”的作案嫌疑犯。
随后，台北市警察局局长小矶谷决定成立“德国领事馆盗窃案侦查本部”（“侦查本部”是日本警方的称谓，沿袭至今，其职能相当于“侦查专案组”。），他本人自任主任，刑事侦查科科长山下文田和宪兵队清河上尉担任副主任。
侦查本部成立后的第一项工作是和“鸭机关”取得联系，通报案情，提出由警方、宪兵队和“鸭机关”共同追缉逃犯奚复平。
“鸭机关”由于工作性质，凡是属于他们范围的事情，向来不容其他机构染指，这次却是例外，因为涉及和德国的关系，破例同意。
侦查本部分析：
奚复平五人脱逃后，“鸭机关”总部及其分支机构已经派出大批特务，严密封锁台北市通往外地的所有道路。
因此，奚复平作案后逃出市区的可能性等于零，肯定躲藏在台北市内的某个隐蔽之处。
侦查本部和“鸭机关”联系后，得知他们已对和奚复平一起越狱而又落网的犯人进行过审讯，供称奚复平在台北市内没有窝藏点，他的势力在其家乡台南一带，曾说过准备去那里。
山下文田说：
“口供归口供，实际是实际，我们还是按照已定方案，发挥优势，对全市进行查户口式的搜查，不管是工厂、商店还是居民住家，不管日本人中国人，逐户搜查，一家不漏！”
小矶谷同意这个方案，他以警察局长的名义下达了全市搜查令，出动320名警察在市区进行搜查。
宪兵队也派出80名宪兵，专门搜查警察不敢去，或者敢去却不敢认真搜查的有势力的主儿。
搜查从下午2点开始，一直折腾到天黑以后，终于有了收获:
负责搜查编号为“027号”区域的第5搜查分队的一支3人小组，搜查到一幢日本侨民居住的公寓大楼的三楼一户人家时，房门久叩不开。
据紧挨隔壁的那户侨民说:
屋里肯定有人，下午5时许他还听见里面传出收音机的声音，从那时到现在，自己家的房门一直开着，如果隔壁有人出来肯定知道。
于是，这三个警察对这户人家疑心大起，悄声交换意见，一致决定砸门。
他们向邻居借了把斧头，又是砸又是踢，终于把门鼓捣开，就在他们闯进屋子的时候，听见里屋传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直奔阳台。
警察来不及开灯，用日语、汉语大声吆喝着“站住”、“不许动”，飞快地扑进去。
但是已经晚了，只见阳台上一条人影一闪，随即消失。他们扑到阳台边，只听见底下传来轻轻的一下“噗”声，定眼细看，昏黄的路灯光下，一条人影飞快地横穿马路，意欲窜进对面的一片树林。
“八嘎牙路！”
日本警察小林骂了一声，举起手枪居高临下瞄准。
中国警察田敬二一看，马上提醒道：
“打他的腿！”
几乎是同时，枪声响起，只见正狂奔着的奚复平像被施了定身法似的，突然驻步，接着朝前扑地而倒，双腿抽搐了几下，就不动弹了。
“糟糕！完蛋了！”
三个警察连忙奔下楼，小林赶在最前面，把躺在血泊中的人翻了个身，一按心脏，已经停止跳动，但他还是大叫：
“快送医院！”
三人拦了辆汽车，把受伤者送到离现场最近的台湾劳工医院，医生一检查，子弹击中腹部，穿透整个肝脏，早巳一命呜乎！
闻讯驱车随后赶来的侦查本部副主任山下文田怒不可遏，把小林骂了个狗血喷头，还赏了两个“山柄”（耳光）。
山下文田发火的原因是人打死了追赃困难，这等于接手了另一个案件，而且还不一定侦破得了。
发过火后，他又下达了一连串命令：
搜查死者身上，是否有赃物或者赃物线索；搜查其藏身的地方，寻找赃物；调查此人潜入日侨公寓大楼前的行踪。
山下文田回到侦查本部，向坐镇在那里的小矶谷局长汇报。小矶谷点燃了一支香烟，抽着沉思了一会说：
“还有一件事要办——提取此人的指纹，和现场所留的指纹核对。”
山下文田答:
“哦！对不起，我疏忽了！这就去安排。”
小矶谷局长的提醒是对的，核对结果：
此人指纹和窃贼遗留在现场的指纹明显不符！
这就是说，这个人不是潜入德国领事馆作案的窃贼，经“鸭机关”相关人员证实，被打死的人确是奚复平。
此刻，自是德国领事馆失窃案发生后的次日即10月9日晚上9点40分。小矶谷局长接到指纹鉴定报告，马上下令：
侦查本部全体人员立刻集合，举行第二次案情分析会。
这次会议的中心是重新分析案情，寻找侦查突破点，从晚上10点钟开始开到次日凌晨1时多，还未讨论出个结果，警察局忽然接到日军台湾独立混成旅团司令部的报案：
有“飞贼”潜入司令部作案！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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