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福建永泰县暗亭寺，磐扬法师面对身份审查，提笔给江西兴国县的家人写了一封信。纸上的法号，与记忆中的姓名终于连在了一起。谁也没有想到，这位隐居山寺多年的僧人，竟是闽赣省苏维埃政府主席杨道明。
这封信寄到兴国县后，被还俗并在县人事部门工作的二哥杨金明收到。兄弟失联多年，杨金明起初也不敢贸然确认，直到信中细节一一对应，才向福建有关方面说明：磐扬法师正是当年参加革命、后来被认定牺牲的杨道明。
杨道明的故乡是江西兴国。土地革命战争时期，这里是中央苏区的重要区域，群众参军参战者众多。杨家有四个成年男子投身革命，家庭与苏区命运紧紧相连。1930年，二十一岁的杨道明参加革命工作，先后负责筹粮等事务，为红军解决后勤困难。
变化来得很快。第一次反“围剿”期间，兴国一度被敌军占据，返乡的地主武装展开报复。杨家因此遭受重创：母亲被害，父亲被逼身亡，大哥也未能幸免，二哥削发为僧才躲过一劫，妻子和两位嫂嫂则被强行带走。
杨道明当时在外筹粮，侥幸避开了搜捕，却失去了整个家庭。对一个二十多岁的年轻人而言，这不是普通的亲人离散，而是旧势力对革命家庭的直接摧毁。悲痛没有让他退出，反而使他更加坚定地投入苏区工作。
1931年，第二次反“围剿”取得胜利后，杨道明受到鼓励。此后，他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区、县一级重要职务。1933年9月，他担任兴国县苏维埃政府主席，之后又参与江西省苏维埃政府工作，逐渐成为苏区干部中的重要一员。
1934年，中央红军开始战略转移，闽赣地区的斗争形势迅速恶化。杨道明被任命为闽赣省苏维埃政府主席，前往福建宁化等地开展工作。临行前，有人提醒他：“不要脱离群众，也不能把部队困死在一块地方。”这句话，正是当时游击战争最现实的要求。
然而，敌我力量悬殊，地方武装又接连受挫。1935年春，杨道明与省委书记钟循仁率领三百余人转移到德化、永泰、仙游交界的戴云山一带。缺粮、少药、武器不足，队伍疲惫不堪，内部也出现了动摇。
危急时刻，部分干部暗中与山下保安团接触。杨道明和钟循仁没有立即采取强硬处置，而是试图劝说对方回头。遗憾的是，对方当夜带人下山投降，剩余队伍只剩六十余人。突围途中发生交火，干部和战士多人牺牲，队伍再次被打散。
杨道明的身份太过显眼，回到原籍反而容易暴露。经过商议，他与钟循仁分别化名，沿途隐蔽转移，后来来到永泰一带的寺院。寺中主持品香法师曾接触过苏维埃政府，经过反复斟酌，才同意他们以僧人身份留下。
杨道明剃度后法号磐扬，钟循仁法号妙圆。晨钟暮鼓掩护了他们的真实身份，也让两人暂时躲过追捕。只是，他们始终没有等到恢复联系的机会。由于外界消息中断，陈毅等人后来从敌方报纸得知闽赣省主席、省委书记已经“被击毙”，杨道明和钟循仁遂被认定为烈士。
磐扬并未放弃寻找组织。1943年，两名地下党员负伤躲进寺中，他曾接待并保护他们，只因双方没有来得及确认身份，那两人便连夜转移。那次擦肩而过，成为他多年隐秘生活中一次难以弥补的错失。
抗战胜利前后，地方局势依旧复杂。磐扬曾遭土匪绑缚并被枪击，左手留下残疾；后来县内搜捕身份不明者，他也受到牵连，幸得当地僧侣和知名人士联名作保，才没有被长期关押。
新中国成立后，他几次想写信说明身世，却始终犹豫。一个原因是多年失联难以解释，另一个原因，是他始终认为自己没有完成组织交付的任务。直到1966年，为证明身份，他才写信回到兴国，尘封三十一年的革命经历由此重见于世。
有关方面曾希望他还俗任职，他没有答应。磐扬已经习惯寺院生活，也一直把未能保存闽赣苏区力量视为遗憾。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他担任福建省政协委员、省佛教协会副会长，仍居寺中，参与修桥铺路、开荒助民等事务。
1999年5月14日，杨道明在福建能仁寺圆寂，享年九十岁。临终前，他仍提到当年未能把闽赣省苏维埃的事业继续下去。那块曾刻有他名字的烈士英名碑，记录的是一名“牺牲者”；而山寺中的磐扬法师，则以另一种身份走完了余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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