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12月，吉林临江，北风裹着积雪压向山沟，东北民主联军辽东部队的电台却不断收到紧急情报：国民党军正从多个方向逼近，南满根据地已被压缩到临江、濛江、长白、抚松一带。
地图上看，这片区域并不大，甚至有人形容它只有“两双半袜子”大小。可就是这块狭小地带，牵制住了国民党军大量兵力，也成为东北战局能否继续发展的关键。
当时，国民党东北保安司令长官杜聿明采取“南攻北守、先南后北”的部署，企图集中优势兵力消灭南满部队，再调头进攻北满。沈阳、长春等大城市在其控制之下，部队装备也较为精良，东北民主联军似乎处在被动挨打的位置。
真正的难题，不只是兵力悬殊，更在于南北两块根据地相距较远。若南满部队撤向北满，能够保存一部分力量，却可能丢掉根据地和群众；若留下坚守，则要在极端狭窄的空间内承受重兵围攻。
1946年12月，七道江会议上，是否放弃南满成为争论焦点。有人认为，敌强我弱，继续固守风险太大。萧劲光赶到后，明确表示不能轻易撤离。陈云也强调，南满不能丢。
会议讨论最激烈时，有人问：“留下来，能不能守住？”回答很直接：“困难再大，也要坚持南满，一个人也不能走。”
这句话并非单纯鼓舞士气。南满位于国民党军占领区腹地，像一枚钉子，始终牵制着敌人。只要这里还有部队，沈阳方面就不敢把全部力量投入北满；如果南满撤空，国民党军便能集中兵力，东北民主联军将失去南北呼应的条件。
于是，辽东部队留下来，而北满部队选择主动出击。1946年12月17日，北满主力开始第一次渡过松花江，向江南地区发起攻击。这个决定看似冒险，却抓住了国民党军部署中的空隙。
冬季的松花江冰层坚硬，但严寒同样会给进攻部队造成巨大损耗。枪械容易冻结，车辆行进困难，战士在雪地中长时间隐蔽，冻伤并不少见。部队不是在理想条件下作战，而是在冰雪、饥寒和敌军追击之间寻找机会。
北满部队一动，国民党军就必须调兵北援。南满部队随即抓住敌军兵力变化，在临江周边展开反击。敌人刚把部队调向北面，南面便出现战斗；刚准备回头救援，北满又传来告急。
这种打法的要害，不是守住某一座城，而是不断迫使对手改变方向。其塔木、城子街等战斗中，东北民主联军利用敌军分散和援军急进的弱点，采取围点打援，集中力量攻击局部目标。靠山屯战斗便是典型一例，守军被围后，援军仓促赶来，结果一并陷入伏击。
南满的四次临江保卫战，同样不是机械地等待敌军进攻。部队根据敌情变化，交替采取正面阻击、侧翼穿插和内外线配合。高丽城子战斗中，第三纵队抓住国民党军推进过深的机会，集中兵力歼灭其部分部队；红石砬子一带的战斗，则利用山地和雪地设伏，打击了冒进的敌军。
值得一提的是，南满坚持的意义还在于保护群众。抗战胜利后，南满不少地方已经建立起基层政权，群众承担运输、侦察和补给任务。部队一旦撤走，地方力量很可能遭到清剿，之前建立的基础也会迅速瓦解。守住临江，实际上是在守住一整套根据地运转体系。
三下江南与四保临江并不是两场互不相干的战斗，而是一套南北配合的整体行动。南满部队牵住敌军，北满部队寻找突破口；北满打乱敌军部署，南满便获得喘息和反击空间。双方没有把希望寄托在一次决战上，而是通过连续机动，逐步消耗国民党军的有生力量。
到1947年4月战事结束时，东北战场的城市控制线并未立刻发生根本变化，可国民党军“先南后北”的计划已经破产。其精锐部队在反复调动中损失严重，指挥系统疲于应付，杜聿明在东北的战略主动权也随之削弱。
更重要的是，东北民主联军在实战中摸索出一套成熟办法：不与优势敌军处处硬拼，而是集中兵力打击一点；不急于争夺所有城市，而是通过运动战制造局部优势；不把南北部队分开使用，而是让两个战场彼此牵制。
战事结束后，东北根据地获得了宝贵的发展时间。部队得到补充和整训，后方的土地改革与政权建设继续推进，北满、南满之间的联系逐步加强。1947年5月夏季攻势展开时，东北民主联军已经具备更强的攻坚和机动作战能力，东北战场由此进入新的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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