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7年冬天，我带着任务进京。那年我在湖南电视台做主持人，台里要办元旦晚会，让我兼了个副导演——主职还是主持，兼的那份差事，专管进京请演员，大概也觉得年轻女孩请人方便些。

要请的人里头，有刘欢。那是没有手机的年头，他住在一栋筒子楼里，整栋楼就水房边上安着一部公用电话，谁家来电话，全凭人在楼道里喊一嗓子，喊一声没人应，这电话就算白打。

我们想先在电话里打个招呼都做不到，手里唯一的线索，是他参加过中央电视台国庆节目，在袁德旺的一台晚会里唱过《世界需要热心肠》。

我们就照着这条线索直接闯到中央台，在文艺部找到熟人黄海涛。他一听我们报出刘欢的名字就乐了：“找刘欢啊，我告诉你们怎么走——他还欠我一件毛衣呢，把人家的毛衣穿走没还。”

原来大歌手当年也住筒子楼，也穿着别人的毛衣过日子。就凭这句玩笑，我们摸到了国关那栋楼，敲开了他的门。

正事谈得意外地顺。我把晚会的日期、场次报给他，他把能应的都应了，临了还问湖南冷不冷、要带几件衣裳。我们千里迢迢进京要办的头一件要紧事，就这么定了。

谈完事出来，雪下得不小。他送我们到楼下，来接他的车眼看就到，他说：“别走了，待会儿来接我的车，你们坐我车一起走吧。”我和同事对了个眼神。

头一回跟人家见面就蹭人家的车，不合适——这是我们俩心里的同一个念头。我们推说顺路，走两步就到，他不肯，又说了一遍：“雪下得这么大，你们不好走。”

那语气不像客套，倒像真着急，他越着急，我们越不能留。我那时候刚从长沙过来，总觉得长沙是小地方，北京是大地方，头一回见名人，副导演请演员，怎么也得显得大方些——那大方有几分是真的、有几分是撑出来的，我自己也说不清。

我把手先伸了过去：“刘欢，湖南见。”他握住了。手是握了，人却一直低着头，眼睛不往我这儿来。我心里咯噔一下：一个再三留我们搭车的人，怎么握手的时候连眼皮都不抬？

路口的车又按了两声喇叭，他还在劝，站在雪地里不动，像是要看着我们改变主意。同事替我打圆场：“真不用，您快上车吧，湖南见。”

我们踩着雪走出老远，同事才说：“人家一片好意，你倒狠心。”我说头一回见面，不能占人便宜。话是这么说，那双垂着的眼睛却在我心里悬了一路：挽留是真挽留，躲闪也是真躲闪，两件事长在同一个人身上，我想不明白。

回湖南的路上我就拿定了主意，到了长沙，得看看这个人到底是怎么回事。

到了长沙，排练把人真正泡熟了。他有一桩出了名的毛病：流程表刚递到他手里，一转脸就不知道搁哪儿了，报到哪一段，得靠人在侧台喊他。

可也就是这个人，排练到晚上，会忽然凑过来问一句：“你中午是不是没吃饭？”我愣了半天才想起来，中午赶着改串词，灌了杯茶就算一顿。

那天散场，他从后台出来，把一个纸包塞进我手里，是两个还温着的包子。后台就剩这两个，他自己没动，说留给“忙得连饭都忘了的人”。

我说你留着吃吧，他说主持词念了一晚上，人不能空着肚子回家。我问你怎么知道我没吃，他说：“你排练的时候一直在背串词，背串词的人顾不上吃饭。”

这算什么推理，我说不好，反正包子到我手里还是热的，我靠着侧台把它吃完了。

有一回收工，我们顺路走一段，我索性把北京那晚的疑问问了出来：“你那天干嘛非要让我们搭车？我们跟你又不熟。”他低头想了一会儿，说：“雪太大，是真怕你们不好走。”

停了停，又补上一句：“还有就是，想多说几句话。当时没想好说什么，就想让你们晚点走。”我趁势又问：“那我跟你握手，你干嘛一直低着头？”

这回他笑了：“你太郑重了，刘欢，湖南见，跟宣誓似的。我不知道该接什么，怕一开口就慌了神说错话，只好低着头。”我站在路灯底下笑他。

悬了几个月的那点疑团，就这么被他自己一句话放了下来——他不是摆架子，他是接不住我那副硬撑出来的大方。

那天以后，我们没有断了来往。晚会收工晚，他常留下来看我们对串词；我出差进京，他也到招待所楼下接过我。再往后的事说起来按部就班，我们成了夫妻。

后来总有人拿“年轻女孩请演员方便”打趣，说我是把演员彻底请回了家，这话我没法反驳。要说起点，其实寒碜得很：一个怕雪太大，一个怕太失礼，谁也没说过什么漂亮话。

婚后七八年，又一个三八节。那天我在台里机房加班，一直弄到晚上七八点。机房里几个女同事一合计，说妇女节没人理咱们，咱们自己照顾自己，出去搓一顿。

我嘴上说“一顿饭有什么稀罕”，心里其实不这么想——过节总要有个过节的样子吧，家里那位连提都没提。同事们收拾东西的工夫，我抓起电话拨回了家。

他接的。我问：“你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吗？”那头沉默了几秒，然后认真地说不知道。他连自己生日都记不住，三八妇女节就更不用指望了。

我把加班的委屈简单说了说，他倒痛快：“那你要什么吧，我去给你买。”话说得挺大方，可我心里也犯嘀咕：跟人张嘴要礼物，本来就没劲；再让我自己点名，就更没劲了。

所以我给他出了一道题：“听好了。这东西，你从来没送过我；我特别喜欢；女人一般都喜欢；最常见，可你八成猜不到。”他在那头“嗯”了一声，没说猜着了，也没说猜不着，只问：“今天就要？”

我说：“今天就要。等我吃完饭回家，它得摆在我桌上。”他把“桌上”两个字重复了一遍，像抄作业似的，说：“行，我去办。”他不问为什么，也不讲价，答应下来的事就当任务接走了，这一点从来没变过。

挂上电话我心里是踏实的：谜面给得这么全，只要顺着“我喜欢”三个字往下想，答案不难摸。我心里那个答案，是一束花。我喜欢花，可打认识他那天起，他一朵也没送过。这话我没说——说破了，就不叫让他猜了。

这中间的事，是他后来一点一点招供的。那天放下电话，他真就出了门，直奔北辰商场，照自己猜的谜底认认真真挑中了一样东西——那东西得讲尺码。

具体是什么，他到家也始终没交代利索，我追了几回都没问出来，只好由它悬着。东西挑好了，付钱之前，售货员照例问了一句：“您要多大号的？”

他当场就定在那儿了。我的尺码，他不知道；这个当口打电话问，谜底就穿了；闭着眼睛买一个，又怕不合适。他在柜台前站了半天，最后一分钱没花，空着手回了家。

那会儿我对这一切一无所知，还在饭桌上跟同事碰杯，惦记着家里桌上这会儿该摆着点什么了。

我到家的时候，他开的门，人挺正常，屋子也正常——正常得桌上什么都没有。我进门那会儿还端着，换了鞋，倒了杯水，坐下等了他一刻钟。

他该干什么干什么，绝口不提礼物；我等他的“惊喜”，也没等来。最后实在憋不住，我把桌子一拍：“我的礼物呢？！”他没装糊涂，也没赔笑脸，抬起头，认认真真反问了我一句：“你多大号的？”

我怔在原地，愣了好几秒，然后笑得直不起腰来。等喘匀了气，他才把经过原原本本说了：下了班就去了北辰，照他理解的谜面把东西都挑好了，售货员问尺码，他答不上来，又不能打电话问我，只好空手回来。

他说得老老实实，末了还补一句：“你不说号，我哪敢乱买。”我一边笑一边把谜底揭了：“是花呀！从来没送过、我特别喜欢、女人都喜欢、最常见——不是花还能是什么？”

他“哦”了一声，明显愣了一下，站起来就要穿外套：“那我现在去买，商场还没关门。”我拦住了他，又追问他在商场里看中的到底是什么，他这回倒嘴严，嘿嘿两声，只说：“反正不是花。”

笑归笑，我心里分得清清楚楚：他跑了一趟商场是真的，桌上没有花也是真的，两件事搁在一起，谁也替不了谁。

晚上他又提了一回，说还不算晚，来得及跑一趟。我说别去了，大晚上的。他想了想，问：“那你想要什么样的花？”这回我答得干干脆脆：“随便，真是花就行。”

说完自己先笑了——白天在电话里，我连“花”字都不肯吐，这会儿倒痛快了。他又问：“那以后呢？”我说：“以后我想要什么，直接说给你听；你想送花，也不用非等过节，更不用出谜语让我猜，问一句就行。”

他点点头：“行，明天我下班带回来。”一场乌龙，就这么以一句“明天我下班带回来”收了尾，没有检讨，也没有拥抱。

第二天他进门，手里真多了一小束花。最普通的那种，几支，一张简简单单的纸裹着，满街花店都这么卖。他把花递过来，先自己交底：“照你说的买的，不算惊喜。”

我接过来：“不算惊喜，可它是花。”家里没有花瓶，我翻出一个空酱菜瓶，洗净了灌上水，把花插进去，端端正正摆在昨晚空了一晚的那张桌上。他凑过来看了看，说：“记住了——花，没有尺码。”我说：“行啊，这回是真听懂了。”

过两天我把这段尺码乌龙讲给同事听，机房里笑倒一片，有人追着问：“他到底在商场里想买什么？”我说他到今天也没招，我问也白问，就让它当一个悬案。

要说这场乌龙改了什么，其实不多：他照旧记不住节日，往后多半还得靠我提醒；我也没打算从此对礼物死了心。不一样的就一条——再想要什么，我不出谜面了，直接开口；而他答应下来的事，是真的会跑一趟，哪怕头一晚两手空空，第二天也会把该带的东西带进家门。